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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第1页）

1939

朗斯。公用饭桌。一张长桌旁坐着许多年轻男子，他们都穿着体面的深色衣服，但给你的印象是，他们有段时间没洗澡了。他们里面有学校老师、保险职员、售货员等。大多数人在吃饭时还看着晚报。他们贪婪地吃着食物，吃着一块又一块面包，喝着廉价葡萄酒。他们很少讲话。突然一个男子走了进来。“是朱尔啊！”他们喊道，似乎醒了过来。朱尔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他三十来岁，瘦瘦的，长着一张尖尖的红脸，一副滑稽的模样。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马戏团里的小丑。他的乐趣就是把面包屑乱扔一气，要是打到了人，被打的人就会大喊：“天上掉下来的子弹啊。”

他们和服务员处得很好，彼此间不用尊称，“你”来“你”去的。有一个小女孩是店主的女儿，坐在一条长凳上编织毛线，他们都善意地揶揄她。你会觉得，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和她调情。

矿工村。一排排两层的红砖小房子，红瓦屋顶，大窗户。每栋房子后面都有一小块菜园，矿工在里面种菜种花。一栋房子有四个房间，前面有一个客厅，但几乎从未使用过，窗户上挂着厚厚的花边窗帘，后面是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客厅里有一张铺着桌布的圆桌，三四把直背椅，墙上挂着全家福的放大照片、一把枪和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相聚。厨房里面还有一个火炉、一个收音机、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地板上也铺着油布。屋里横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晾着洗好的衣服。厨房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收音机从早到晚都在播放着，有狄多·罗西的曲子、《兰贝斯大道》，还有各种舞曲。到了洗衣日，炉子上就架起了一只大锅。

有客来时，他们会拿出朗姆酒来招待。他们聊起了钱和生活开销，谁嫁给了谁，谁谁在做什么。

矿工早晨从楼上下来吃早餐，喝咖啡和朗姆酒。他走到水池边洗手洗脸。他已经穿戴整齐，只有靴子和外套没穿，这要等妻子递给他。

L的姐姐。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发女人，长着漂亮的五官，一双眼睛长得尤其美。但她缺了两三颗牙。她三十二岁，看上去却像五十岁一样，面容憔悴，皮肤干燥，满脸皱纹。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和衬衫，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她的四个孩子都脏兮兮的，穿得很破，都是母亲用旧衣服改成的衣服。一个小女孩耳朵疼，头上围着一条围巾。L的姐夫。他三十五岁了，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有一张瘦削的、不对称的、饱经风霜的脸，但看起来和蔼可亲，脾气很好，只是有点儿固执。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声音很好听。他对方言比对法语更熟悉。他的手又大又脏，看起来很有力量。他灰色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柔和的、可怜兮兮的神色，睫毛上洗也洗不掉的煤尘，使他的这种神情看上去更加明显。

工头。他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嗓门很大，有着佛兰德人的快乐脾性。他喜欢那些能给他带来慰藉的东西，比如咖啡、朗姆酒和葡萄酒。他的妻子是个身材高大的胖女人，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脸红红的，一副高兴的神情。她很喜欢吃东西，圣诞节他们大吃了一顿。她会告诉你她买鸡肉花了多少钱，然后跟你细细地描述每一道菜。他们坐在那里聊着天，听着收音机，唱着歌，一直到凌晨四点。

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不想让大儿子当矿工，所以让他去做了木匠，但第一个星期，他的右手就被圆锯锯断了，现在他（戴着眼镜）就在矿上做些杂活。小儿子没再折腾，直接下井做了矿工。

男孩们过去从十二岁开始干活，但现在要到十四岁才开始，他们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时，负责把煤里的石头拣出来。煤用一个移动的平盘传递着，当平盘经过时，一群孩子肩并肩地迅速把石头拣出来。他们的帽子紧紧地扣在头上，身穿蓝色工作服，脸和衣服一样黑乎乎的，眼白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古怪。

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掌握充分的知识，成为一名熟练的矿工；到四十五岁时，他就过了体力的巅峰时期，不得不从事较轻的工作，赚的钱也会变少；到五十五岁时，他可以拿到养老金，他自己有三千法郎，他妻子也有这么多，但他基本上只能再活一两年的时间，来花这笔养老金。他说到自己会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死掉的时候非常平静，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样。

他每月象征性地交八到十法郎的房租，每月要买四百公斤煤。他每周工作五天，每天的工资是六十法郎，外加百分之二十五的津贴，但如果他拒绝加班，就拿不到津贴。

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他抱怨医生对自己不够重视，如果医生很忙，会等到第二天才过来给人看病，而且医疗用品也不充足。

矿工们都十分友好、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依赖于他人的工作，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住在离矿井一个小时路程或更远的地方，他们骑自行车上班。他们依恋着自己丑陋的小村庄，即使能在矿区附近找到一所房子，他们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

除了一些熟练的矿工负责挖煤、修通道和挖隧道外，还有一些不熟练的工人负责管理电力，推着煤车把煤从装煤点运到升降机处，然后把煤车推到升降机里。他们需要先把煤车脱钩分开，然后沿着弯曲的轨道用手推入升降机。一名工人每一班要把一千二百辆煤车推入升降机。这是件很辛苦的工作，他每天能挣到二十法郎。在上次罢工之前，他一天的工资只有十四法郎。

升降机摇晃得厉害。它以极快的速度上下移动，发出可怕的嘎嘎声。当它到达底部时，工人还要把空煤车再推出去。

安吉丽克酒吧。一个很小的方形房间，最里面放着一个小吧台，架子上放着许多酒瓶。房间里有两三张方桌，靠墙有一张长凳，门口有几把椅子，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几名矿工正围坐在那里，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正在休假的士兵，他身强力壮，穿着制服。有个人正在用一团毛线变戏法，这个孩子气的戏法让他们兴奋不已，一边看戏法一边点了好几轮酒。他们都很友好热情。另一张桌子上有四个人在打牌。他们很少说话，说话的时候也主要是在谈论工作和物价。

店主一家住在酒吧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生病的波兰人卧床不起，有六个人围在他旁边，房间里空气十分污浊。

波兰人和法国人的外貌差异很大。他们的脑袋方方的，身体十分结实，即使透过身上沾的黑色煤尘，也依然能看出他们皮肤的白皙。虽然他们和法国人处得很好，但还是只喜欢与自己圈子里的人往来。他们吃得非常少，比法国人还少，好省下钱来寄回家让家里人买农场。他们一般只在公共节日和婚礼上喝酒，那时他们会倾其所有举办盛大的宴会，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节衣缩食来弥补这些开销。他们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口音很重。

洗澡是件大事。矿工们在大铜盆里洗澡，这个盆平时是用来清洗全家人的衣物的，把水在铜盆里烧热后，矿工就坐在里面洗澡。有些年轻的矿工以能下井工作为荣，他们就不洗澡，到处向人炫耀。当他们还是单身的时候，通常寄宿在寡妇或者家里没有太多小孩的人家，他们自己占一个房间，或者占一张床铺。他们会到朗斯嫖妓，要么坐公共汽车去，要么骑自行车去。

坑道比普通人的身高略高。坑道很长，被光秃秃的灯泡冷冷地照亮，寒风从里面穿堂而过。沿着坑道一路走着，却没有一个人影，这感觉很奇怪。这些地方拐来拐去的，从一个坑道出来就又到了另一个坑道，你很纳闷那些人是怎么认得路的，但是工头告诉我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

走着走着，你会突然遇到一小群正在干活的工人，这感觉非常神奇。你爬过坑道壁上的一个洞，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费力前行，有时还得匍匐前进，直到走到坑道的尽头，在这里他们要么继续往前开凿，要么就地采煤。钻机太重了，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它发出的噪音，简直让人感觉身处地狱。

光线昏暗，矿工们光着上身，头上戴着安全帽来保护头部，看上去简直不像人。

他们白班上到一半的时候，会休息半个小时吃午饭。他们坐在煤渣上，吃着装在罐子里的食物，里面是一大块面包，抹了黄油或者夹了一根香肠，他们喝着装在金属瓶子里的淡咖啡。

一日三餐。早上喝黑咖啡，吃面包配黄油。中午，如果是在家吃，就有汤，有牛排或小牛肉，从菜汤里能捞出蔬菜，还有土豆。他们喝的啤酒通常是自家酿的，几乎不含酒精的，口味怪怪的，你得慢慢适应。晚饭，还是咖啡和抹了黄油的面包，如果丰盛一点儿，还会有一片火腿。

没有哪所房子看起来能住得舒适，他们似乎也不在意住得是否舒服。他们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只希望能维持现状。工作、食物、睡眠、广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经理提醒我说，参观者往往会觉得这里的工作很辛苦，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苦。那些矿工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使他们也觉得工作不容易，但起码是可以忍受的。他是个年轻人，个子不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楚楚的。他的妻子长得还不错，鼻子挺长的，穿着一件红衣服，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对采矿的生意充满热情，看起来很聪明，富有同情心，博览群书。他的岳父是亚眠的首席检察官，跟他们住在一起。他是个矮个子的老头，留着把花白的胡子，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会跟你讲一些人们在过去一百年里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的东西，对此还深信不疑，仿佛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想法。他是一个非常诚实、可敬、狭隘、无聊的人。

里维埃拉谋杀案。杰克·M得了肺炎，卧床不起，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电报，说他的母亲阿尔伯特·M被谋杀了，她当时住在圣拉斐尔的一家旅店里。由于他下不了床，他的妻子就代替他飞了过去。当然，她很震惊，但同时又不禁感到幸运和解脱。她的婆婆把她的生活搞得难以忍受。玛丽喜欢参加聚会和舞会，在衣服上花了很多钱，婆婆因此经常没事找事，对她吹毛求疵。她不赞成玛丽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方式。更糟糕的是，杰克还非常崇拜他的母亲。在他眼里，她不会做错事。要不是阿尔伯特太太每年都去圣拉斐尔过冬的话，玛丽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压力。

她乘飞机到了戛纳，去见一位英国律师（杰克·M之前给他拍过电报）。在他们开车去圣拉斐尔的路上，他对她讲了谋杀案的一些细节。

“你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当地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

阿尔伯特太太被人发现死在了**，她是被人勒死的，她的钱和珍珠也被人偷走了。她被发现的时候一丝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