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1941（第1页）

1941

纽约。H。G。来过这里。他看上去衰老、疲惫、干瘪，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擞，这得需要多少努力才能保持这种状态？他的每次演讲都很失败。人们听不见他在讲什么，听得见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听。听众纷纷离席，他又伤心又失望。那些话他已经讲三十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如今他们怎么会这么不耐烦。河水继续向前流淌，独留他一人在岸边，他无法融入其中。作家会有那么几日的辉煌（如果他幸运的话），但是这段时光很快就会过去。但他毕竟已经风光过了，应该感到知足，也理应轮到其他人去风光一把。H。G。曾对整整一代人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为改变舆论环境也做出过巨大努力，我们会觉得，他只要想想这些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他总是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哲学家。

对于人类那些强烈的情感，她的感受却非常平淡。这个俗气的中年女人天真得荒唐。她的聪慧程度已经达到她的极限了，但还是愚蠢得让你想打她。

我们对写作风格总是很挑剔。我们总是努力想写得更好。我们总是努力做到简单、清晰和凝练，我们的目标是把文章写得有节奏感和平衡感。我们大声朗读句子，以确保它听起来好听。我们搜肠刮肚。不过事实上，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时候并不太关注自己的遣词造句。这证明，如果你会讲故事、塑造人物、设计情节，如果你有诚意和**，你怎么写都无关紧要。尽管如此，写得好总比写得烂要强。

多愁善感只是一种能把你惹毛的情绪。

这个世界一直都动**不安。曾经有过短暂的和平与富足，但它们都只是例外，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19世纪的后半段和20世纪的头十年——我们没有权利把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视为平常。人生下来就必然会碰到麻烦，就像火星飞腾一样，这才是常态，我们不妨认命。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带着既听天由命又幽默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生，这可能是我们在命运面前最好的盔甲。

为什么当你听到一个年轻人信口开河地胡言乱语，既武断又偏狭时，你就会生气？你就会指出他的愚蠢和无知？难道你忘了，在他这个年纪，你也和他一样傻，一样武断，一样傲慢，一样自负吗？当我说你的时候，我所指的其实是我。

如果你指责他是个骗子，他会大吃一惊的。他是真的以为五五分的意思是自己拿百分之七十五，别人拿百分之二十五。

从根本上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正因为这样，小说才如此难写。对于一部戏剧的读者或观众来说，他们要求人物的行为举止符合逻辑。当某个故事里的人物做事时的行为动机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时，我们会感到不满。我们期望他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如果不是，我们会说：“人们才不会那样做呢。”我们对现实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害怕巧合和意外。我们期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角色行为总是恰如其分。

《奥赛罗》中人物的行为都不理性，尤其是奥赛罗本人，不过剧中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不太理性。文学批评家们搜肠刮肚地想要证明他们并非如此，结果只是徒劳。他们本可以把这当作人类骨子里非理性部分的一个伟大例子。我相信，当代的戏迷们根本不会觉得剧中任何一个角色有什么不妥。

年少时，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这经常给我带来麻烦，让我看起来像个傻瓜。我想我最有用的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发现有谁会因此把我看扁。唯一的不便之处是，你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有些人便会冗长乏味地把这件事一股脑地全部告诉你，并乐此不疲。但是有很多事情我其实并不想知道。

虚拟语气。美国作家比我们更常使用虚拟语气。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很自然——对我们来说总是显得很迂腐——但我没有见过他们在谈话中使用虚拟语气，我想是他们的老师教过他们要在写作的时候才使用它。

我猜想，老师们反复灌输这些严格语法，肯定是因为学生们在说话时普遍存在语言上的马虎和错误，因此才逼他们写作时要严谨。他们这样其实是在以卵击石，虚拟语气已经在垂死挣扎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把它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毕竟，写作是建立在日常用语的基础上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因为那些令老师们恼火的马虎和错误，才产生了精炼的短语和生动的成语。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不会有哪个美国人说“I’lletoseeyouifIbeintown”，他会说“I’lleandseeyouifI’mintown”。他应该也这么写，这样才更好。

当然，在决定放弃一个准确的单词或短语而使用另一个常用的单词或短语时，是有一定困难的。lun是名词，但是现在的习惯用法也把lunch作名词用。没有人会请你和他一起共进“lun”，他一般会请你和他一起共进“lunch”。我认为明智的作家会用较短的词，让另一个词自生自灭，渐渐消失掉。但仍然有人拒绝管公交车叫“bus”，而坚持叫它“omnibus”，但当他们想要叫一辆出租车时，他们从未想过要叫它“cabriolet”，都是叫它“cab”。

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以举办早餐会而闻名的银行家诗人罗杰斯说，他希望自己的餐桌上永远不要出现一个把“baly”叫作“baly”的人。

一个小说家除非能让你相信他，否则他就完了，然而，如果他是完全可信的，他下笔可能就会很枯燥。这（作品的绝对写实）至少是人们改读侦探小说的其中一个原因。侦探小说里面有悬念，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给他们带来一种刺激感，作为回报，读者不要求它多么现实，他们只想知道坏事是谁干的，就算那个家伙的动机最不可能和最不充分，他们也愿意接受。

作家不需要吃一整只羊才能告诉你羊肉的味道，他只要吃一片肉就够了。但他必须要吃上那么一口。

我们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上过夜。对于驾车穿越欧洲大陆，在中途逗留的人们来说，这里十分方便，旅馆里住满了人。每个人都睡得很早。十点钟的时候，一个房间里的女人打了个电话到华盛顿，在那框架结构的房子里，你可以清楚地听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她想找一个姓汤普金斯的少校，但她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接线员他在陆军部工作。不久她就接通了华盛顿，当接线员告诉她找不到这个人时，她勃然大怒，说华盛顿的每个人都认识汤普金斯少校。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和他谈谈。她的电话被切断了，几分钟后她又试了一次。她每隔一刻钟就试一次。她辱骂当地的接线员，说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她还辱骂华盛顿的接线员。她骂的声音越来越大，没有人能睡得着，愤怒的客人们打电话到办公室，夜班经理上了楼，试图让她安静下来。我们听见经理温和地劝她，而她恶言相向，他说不过她，又回去了。她又开始给交换局打电话，她打了一遍又一遍，她叫喊着。愤怒的男人穿着睡衣，蓬头垢面的女人裹着头巾，走进过道，猛敲她的门，叫她不要再吵了，好让他们睡觉。她叫他们见鬼去吧，变着花样地骂，惹得端庄的淑女们勃然大怒。经理又被找了过来，他一筹莫展，只好请警长来。警长来了，但他也不是她的对手，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派人去请医生。在此期间，她不停地打电话，对接线员大喊着脏话。医生来了，看了她一眼，耸了耸肩，说他无能为力。警长想要医生带她去医院，但是出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医生拒绝了，好像说她是别的州的暂住者，如果她疯了（因为所有这些愤怒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可能会需要本州来负责治疗费用。她继续打电话。她尖声叫道，她必须接通汤普金斯少校，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她终于接通了他。当时是凌晨四点，旅馆里没有一个人合过眼。

“你找到汤普金斯少校了吗？”她问接线员，“你肯定你接通他了吗？他在吗？”然后，她气势汹汹、一字一顿地强调说：“告——诉——汤——普——金——斯——少——校——我——不——想——跟——他——说——话——”

说完，她把听筒“砰”的一声挂上了。

爱国主义有一点很奇怪：换个地方，它就不起作用了。许多年前，我写了一部叫《恺撒之妻》的剧本，在英国很成功，在其他地方却不尽人意。这出戏写得还不错。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来说，英国人为国家而牺牲自己，这种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听上去很荒唐。我在现在的战争剧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况。虽然这些电影都有很多废话，但只要涉及美国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美国观众就会照单全收，同样的英雄主义、同样的自我牺牲若是发生在英国人身上，激起的则是他们的嘲笑，而不是同情。他们对英国人在伦敦轰炸期间表现出的勇气很不耐烦，英国人在希腊的溃败（这是所有参加远征的人都预料到的结果）和他们在克里特岛的无望处境，只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南卡罗来纳。风吹在松林间的呜咽，就像远方黑人的歌声，向漠然的上帝唱着他们忧伤的歌。

不知道一个故事的架构算不算是一种记忆手段，让你把它牢牢地保存在记忆里。为什么人们会记得盖伊·德·莫泊桑最好的小说，比如《羊脂球》《泰利埃公馆》《遗产》，就算过了四十年仍然记忆犹新？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本身，里面的故事并不比我们读过又忘掉的其他一千个故事好多少。我想到这些，是莫泊桑的一个短篇小说引发的。它已经出现在好几本选集里了，我没有把它放进我编的那本书里，我想他或许不开心了。他的写作很有特色，在描述环境的感觉、气味和印象方面，他有着美国人所特有的好本事。故事既有趣又复杂，但是它分成了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好故事，而他没有结构意识，所以没有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