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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揽一切大权（第1页）

（二）总揽一切大权

朱由检信任特务的具体办法，便是将一切军政大权交给特务去管理监督，已有的特务机构，尽量加强，已经停办的机构，重新再设。

加强厂卫侦缉

其实如东厂和锦衣卫这两大特务机关，朱由检对它始终是十分信任的。《明史·刑法志三》称：

庄烈帝即位，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

而《明史·陈龙正传》卷二五八亦称：

时政尚综核，中外争为深文以避罪，东厂缉事尤冤滥。

这种“冤滥”情形如李清《三垣笔记》上所载：

予初入刑垣，郑司寇三俊（万历戊戌建德人）获谴归时，予就寓谒问：“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惨然曰：“无过盗情，若欲平反，不过云秋后处决尔。”予愕然曰：“何谓？”三俊曰：“此皆从东厂缉获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择无赃无证情可矜疑者，缓以秋决，或可从容解网也。”相与叹息久之。

予初入刑垣，闻东厂盗最冤，每厂役获盗，必加以五毒，择肥而攀，俟罄掳既饱，然后呈厂。厂上疏皆历历有词，不四日便下部拟，不十余日便依样招奏，又不四日便会官处决。曾有一盗赴市，太息云：“我贼也不曾做，如何诬我为盗？”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劝，惨然曰：“不敢。”予曰：“何也？”对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若一翻厂招，异日借题罗织，官吏并命矣。”一时干和招灾，莫此为甚。

对这种“告密”“冤滥”，朱由检是予以鼓励的。王之心、曹化淳都曾因缉奸之功，荫弟侄锦衣卫百户，而崇祯十四年九月且改称东厂提督为总督，以重其权。（11）

因为如此，所以那时厂卫横暴，也不下于魏忠贤时代，钱谦益云：

今上（由检）龙飞，召用时相（按：指温体仁）……用其私人掌卫事（按：即体仁义子董琨），属锻炼起大狱，略约如逆奄用显纯故事。（12）

甚至比魏忠贤时还厉害：

乌程（温体仁）之忮毒，深于逆奄，董琨之周内，精于显纯。（13）

至于那时厂卫缉事的横暴情形，《明史·刑法志三》所记甚详：

庄烈帝疑群下，王德化掌东厂，以惨刻辅之，（吴）孟明掌卫印，然观望厂意，不敢违。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门，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故常晏起早阖，无敢偶语，旗校过门，如被大盗，官为囊橐，均分其利。京城奸细潜入，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无一举发。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其徒恣行请托，稍拂其意，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数十人。

这种踪迹“缙绅之门”，那时虽以宰辅之尊亦不能免，如其时阁臣薛国观便为东厂害死。其实薛国观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曾劝朱由检加紧厂卫侦缉，反说当时厂卫尽力不够，这样便得罪了东厂太监王德化。于是便专门侦缉他的阴事，他的仇人吴昌时也勾结了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了他的贪贿情形，因此朱由检便免了他的官。国观出都回家，重车累累，侦缉的人又报告上去，而东厂派到国观官邸伺察的人，又得到他招摇通贿情状，于是便把国观逮回缢死。（14）还有周延儒之死，也是由于特务的侦缉。当时锦衣卫使骆养性与中官勾结，专察延儒阴事。及至延儒罢归，养性还不放松，天天说他的坏话，终于又逮回，勒令自尽。（15）

薛周两人阴险贪暴，也和特务差不多，杀死原不足惜。只是特务们的陷告，并不是因为他们贻误国事，而是由于私仇或是争宠。同时这两个人的奸诈，当时也有很多朝臣弹劾，朱由检都不采纳，而特务一言，便予罪死，由此可见当时特务的威势以及朱由检信任特务之专了。

厂卫之势如此，底下爪牙更是横行无忌。这些爪牙是和流氓地痞勾成一气的，流氓做他们的外围，帮着打听事件，打听来以后，特务们便拿点钱给他们，叫做“买事件”。但是，哪有这么多事件可打听呢？在朱由检时，这些流氓便去诱人为奸，制出事件，卖给特务。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便上疏说到这事：

功令比较事件，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番役不问其从来，诱者分利去矣。挟忿首告，诬以重法，挟者志无不逞矣。（16）

以上大多是东厂情形，至于当时锦衣卫呢，其侦察罗织之凶，也并不下于东厂，如：

上寄耳目于锦衣卫，称为心膂大臣，托采外事以闻。吴金吾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亦然。尝有某知县送银二十四两求胡编修守恒（崇祯戊辰舒城人）撰文，时尚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时士大夫皆重足而立。（17）

至于奉令出去逮人的时候，更是百端地勒索敲诈。底下的一个实例，是崇祯十三年锦衣校尉奉旨赴南昌逮黄道周时的情形：

旗尉至南昌，阖郡惶惧，姚知府面送公礼五百金，又私礼三百金，伙长袁从先一百金，又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长随六十二十余金。（18）

逮到京以后，自然是下诏狱拷打，有的往往就这样被打死。有时朱由检下密旨叫锦衣卫使在狱中暗地杀人。如姜埰、熊开元因言事下狱，“帝怒两人甚，密旨下卫帅骆养性，令潜毙之狱。养性惧，以语同官。同官曰：‘不见田尔耕许显纯事乎？’养性乃不敢奉命”（19）。这件事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五记载较详：

骆养性字泰如，京师人，崇祯朝为大金吾，熊鱼山开元姜如农埰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锦衣狱。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怀宗御笔至云：“谕骆某，即取熊姜二犯绝命缴。”骆附缴奏旨，略云：“言官虽有罪。常明正典刑，与天下共弃之，今昏夜以片纸付臣杀二谏官，臣不敢奉诏。”帝怒为之霁。

而据熊开元自己所记则是：

二十九日召对，既罪刘宗周等，独谕金吾骆养性曰：“熊开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讯，是汝不忠。”骆方出，沉吟道上，中使忽以手敕至，则令“取开元、埰毕命，以病闻。”密诏也。骆失色，语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杀？珰党乱政时，田尔耕毙诸言者足鉴也。”明□十二□□取开元百端拷掠，求主者，但举一腔义愤，及姻朋辈私相感叹，俛开元勿语者以对。先一拶一百敲，又一夹打五十棍，掠至垂毙，始还狱。初二日又一夹打五十棍，复去衣，打四十棍，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穷，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通，乃以所谳无大碍于首辅者，为一纸，开元所供娓娓千言为一纸同进。并缴书密谕曰：“诚如圣谕，天下只畏臣衙门之刑，不畏朝庭之法，合无将开元发部拟罪，肆诸市朝，始可昭垂后世。”初四日，上以谳词发阁，延儒叩首曰：“熊开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愿付刑曹。”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诏答金吾曰：“开元、埰前诏不必行。”始惊且喜，呼圣明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