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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一切财源的管制 一税务和盐利（第2页）

管理这些市舶司的一律是宦官特务，《明史·职官志四》云：“永乐元年复设置（按：《食货志五》作三年），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张燮《东西洋考》卷八云：

国初又有提督市舶内官莅闽，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间遣，梁著、杨某俱正统间遣，韦查、董让俱弘治间遣。

起初这些宦官特务还只是按职权行事，到后来就逐渐越权了。朱见深时这些特务已经负有提督沿海的责任。这就是说凡是泛海船只都得受市舶司管理，而且可以随时调动官军。嘉靖四年兵部奏称：“市舶司太监原无提督沿海职任，虽有称成化间太监林槐例，系出一时创行，寻复改正。”（86）都给事中郑自壁亦言：“市舶提举司建于太宗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一敕，乃颁于宪宗之末岁，准行之后，朝廷旋觉其非，即为厘正，虽以正德年间政体纷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轻易请换。”（87）但是郑氏后面这几句话却说错了，事实上正德年间提举市舶太监毕真就曾上言：“旧制，泛海诸船，皆市舶司专理，近领于镇巡及三司官，乞如旧便。”（88）后来到朱厚熜时，“提督浙江市舶提举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89），竟也得到允许。

这些市舶太监既奉了皇帝的钦命，又握有军政大权，于是在他所在地区，便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凌辱官吏。兹举朱见深一代为例，如：“成化初，（宁波）市舶中官福住贪恣。”（90）成化中，两广总督朱英与“市舶中官韦眷忤，眷奏劾英专权玩贼……按皆无验，谕眷协和共事”（91），而韦眷又“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请广南均徭户六十隶市舶，布政使彭韶争之，诏给其半。眷又诬布政使陈选，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忤眷者”（92）。又如成化二十三年吴廷举除顺德知县，“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与之，曰‘非产也’，中官大怒”（93）。

甚而至于因贪贿而引起外患来，如：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94）

以上是宦官特务管理税务的情形，底下再说盐课。

监视盐课

中国历史上历代盐利归官领，明初设“都转运盐使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95），分理盐政。

明代统治者对这些各地盐官也和对各地税官一样的不放心，经常派些大臣去提督整治，但对大臣仍不能完全信任，另外又派些宦官特务去监视他们。《明史·食货志四》：

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朱与言提督两淮、长芦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

后来就索性派宦官会同大臣去共同整治了。

奏讨盐引

从《明史·食货志四》看来，明代中叶盐法便大坏，考其原因，主要的是：第一奏讨盐利的人太多，所谓“奏讨”，便是求皇帝批准一批盐给他们去贩卖。这样，盐商自然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商盐不行，官盐也就跟着不行了。第二就是贩运私盐。

这种奏讨贩卖除了少数的贵族官僚外，都是宦官特务们干的。所以盐法之坏是坏于宦官特务，而统治者却叫宦官特务去整治盐法，这真是天大的滑稽了。

宦官奏讨盐利大概在朱棣时便已开始，《明史·李庆传》卷一五○：

（永乐五年）勋贵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盐，为官民害。

这里虽没有明指出有宦官，但所谓“贵”者，该就是指中贵而言的。

到朱见深时宦官奏讨盐利的就十分普遍了，如：

成化二年准太监李崇开中辽东盐万引。四年又赐太监陈铉万引，潘午万引（按：每引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96）

成化四年，尚膳监太监潘洪奏两淮积有余盐五万九千引，乞令其侄潘贵中纳关支。（97）

（成化十九年）中官梁芳有宠，假市珍玩名，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上即位之初，太监李棠等乞开中辽东盐万引，许之。自是请者日众。芳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皆怙宠辄行……计臣不能执争，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98）

而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奏称：

勋戚、内官奏乞盐利，满载南行，所至张钦赐黄旗，商旅不行，边储亏损，并宜严禁。（99）

贩运私盐

在明代宦官和锦衣卫特务都贩运私盐。朱祁钰时“锦衣吏益暴，率联巨舰贩私，有司不能诘”（100）。到朱见深时就更为普遍，如：“成化三年，扬州盐寇起，守兵失利，诏（南京右佥都御史高）明讨之……内官鬻私盐。据法没入。”（101）可见，那时宦官贩私盐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们贩运私盐，并不是偷偷摸摸地搬运，而是冠冕堂皇地输送，甚至命令州县驿递或发卖，如果有人盘诘，他们就可以杀死他。如：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内官监覃力朋进贡还，有马快船百艘，多载私盐，役民夫牵挽。且遍索州县驿递得银五百余两，钱帛称是。至马甲营，巡检司申报武城县，遣典史率入盘诘，力朋乃以其众拒击典史，折其齿，射一人杀之，伤者甚众。（102）

朱祐樘时特务贩运私盐仍是照旧，其时如有官吏阻止，他们便设法诬陷，如弘治六年盛应期以都水主事出辖济宁诸闸，“太监李广家人市私盐，至济，畏应期，投盐水中去。会南京进贡内官诬应期阻荐新船，广从中构逮应期下诏狱”（103）。还有一次，“岐王之国，中使携盐数百艘，抑卖于民”。为湖广巡抚徐恪查出，不肯放行。于是“其党密构于帝，居一岁，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104）。其时，乞讨盐引之风仍很盛行，如弘治四年，内官龙绶“请长芦盐二万引，鬻于两淮，以供织费”（105）。弘治九年，“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淮盐课二万引……其后乃命岁予五千引”（106）。

宦官特务们奏讨盐引与贩运私盐有时候是分不清的，如朱厚照正德元年太监崔杲、王瓒等以督织造，乞盐万二千引，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崔杲奏讨引盐，不过变卖银两，若户部支与价银，尤为省径，若仍给盐支卖，必夹带数多，向来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伏望收回成命，照该部原拟，给与价银。”（107）但朱厚照还是要全部给予，便特召阁臣刘健、李东阳等至暖阁商议，底下这段问答把“夹带”情形说得很透彻：

问曰：“昨差承运库太监王瓒往南京浙江织造，瓒等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止与六千引，半与价银，今可全与。”健等对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与半价，何不全与引盐？”健等曰：“户部亦为朝庭节用耳。”上曰：“既欲节用，何不留此半价，以引盐与之，不亦两便？”健等曰：“价银不若盐引之费大。”上曰：“何故？”大学士李东阳对曰：“盐引数有夹带，如引一纸，使夹带数十引，以此私盐壅滞，引盐不行。”（108）

至于这些特务领到盐引以后搬运的气焰，李东阳也和朱厚照说得很痛快：

此辈一得明旨，即于船首揭黄旗，书“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州县驿递官应酬少误，即加笞辱。至于盐商灶户，虽凌辱万状，谁敢诉冤。（109）

但是朱厚照信任特务是要超过信任李东阳万倍的，所以特务奏讨盐引仍是有求必应。而特务贩运私盐更是遍于天下了，如：正德初，御史涂祯“巡盐长芦，（刘）瑾纵私人中盐……祯据法裁之”（110）。正德元年“太监高凤恃宠弄权，交通李荣，引进商人谭景清，固欲买补革退残盐”（111）。正德三年，户科都给事中周金上言：“中官迎佛及监织造者滥乞盐引，暴横道路，当罢。”（112）同年，陆震“除泰和知县，时刘瑾擅政，以逋盐课责县民偿者，连数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113），而御史余珊“巡盐长芦，发中官奸利事，为所诬，械系诏狱”（114）。正德四年，“内官监太监杨镇赍官银万两，长芦盐八千引，往南京易银买丝织造。乃以其银私自买盐，混同装载，用舟六百艘，沿途胁赂，得银一万六千二百两，家人韦庆等所得银亦几千两。为（刘）瑾内行厂所发，下南京三法司会鞫。狱上，降镇奉御，南京闲住，庆等发辽东广宁卫充军”（115）。正德十年，“司礼太监刘允奉令往乌斯藏迎活佛，给长芦见盐一万引，两淮正课盐六万引，变卖应用”（116）。

到朱由校时，魏忠贤当政，一手遮天，无论官盐私盐，都是他魏家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奏讨私贩。《明史·食货志四》说那时“言利者恣搜刮，务增引超掣。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论者比之竭泽而渔”。到朱由检时再想厘正，而明朝也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