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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一切财源的管制 一税务和盐利（第1页）

第二节一切财源的管制（一）税务和盐利

《明史·食货志五》载明代关税大略情形是这样：

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

凡税课征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于有司。

考核管理各项税务

统治者对这些分散各地的税官是不大放心的，唯恐其营私舞弊，或以多报少，所以经常要派人去监督考核。派去的人除了照例有户部官员和御史而外，主要的便是宦官特务。这种派遣在朱元璋时便已开始：

（洪武）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八十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65）

朱瞻基时又曾派锦衣卫特务，会同户部御史及兵马司官各一人，察收京城九门商税。（66）

到后来统治者觉得这种督核还是不可靠，便索性叫宦官特务们去直接管理各地税务了。这种直接管理大概开始于朱见深时，《明史·徐恪传》卷一八五称：成化二年“中官欲出领抽分厂”，以后便成了普遍现象。朱祐樘时，便有“太监许镛等各赍敕于浙江诸处抽运木植”（67）的事情。到朱厚照即位后，天下税务差不多全是特务管理了，而且朱厚照听信特务的话，增添了许多税务机关，如：

武宗立，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诏皆许之。（68）

（正德）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革新设诸抽分厂。未一年，太监郑玺请复设予顺德、广平。……寻命中官李文、马俊之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中分榷税。（69）

这些特务并且开始收起寺庙的香钱来：

正德十一年，始收太山碧霞玄君祠香钱，从镇守太监言也。（70）

甚至包纳银单：

孝陵太监王琇于御马监建新宅，诱上居之，因奏搅纳户数人，专一包纳银单，所得利进于内，琇自为告示送户部出榜。（71）

又开始创设皇店：

（正德间）太监于经者，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虞皇店，榷敛商货。（72）

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怨声载路，每岁额进八万，外皆为已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73）这些皇店以后迄未废除，都由宦官掌管，其情形《酌中志》卷十六记载甚详：

宝和等店经营各处商客贩来杂货，一年所征银约数万两，除正额进御前外，余者皆提督内臣公用……店有六：曰宝和，曰和远，曰顺宁，曰福德，曰福吉，曰宝延，而提督太监之厅廨，则在宝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无敕书，传云起自嘉靖年间，裕邸差官征收，神庙时属慈宁宫圣母李老娘娘宫中收用。管事张隆、齐楝等总其事。先帝登极，逆贤攘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经理之……按每年贩来貂皮约一万余张，狐皮约六万余张，平机布约八十万匹，粗布约四十万匹，棉花约六千包，定油、河油约四万五千篓，芝麻约三万石，草油约二千篓……南丝约五百驮，榆皮约二十驮，各省香馆分用也。北丝约三万斤，串布约十万筒，江米约三万五千石，夏布约二十万匹，瓜子约一万石，腌肉约二百车，绍兴茶约一万箱，松萝茶约二千驮，杂皮约三万余张，大曲约五十万块，中曲约三十万块，面曲约六十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八十万块，而内臣勋戚自制之曲不与也。四直河油约五十篓，四直大曲约一十万块，玉约五千斤，猪约五十万口，羊约三十万只，俱各有税，而马、牛、驴、骡不与也。如滇粤之宝石、金、珠、铅、铜、沙、汞、犀、象药材，吴、楚、闽、粤、山、陕之币、帛、绒货又不与也。天启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项增多，何项减少。

其中，记载货物的数目实可惊人，唯云皇店“起自嘉靖年间”，实未深考。其实，朱厚熜不过是沿袭朱厚照的旧例罢了。

朱厚熜即位之初，曾罢革了朱厚照时一些弊政，史载：“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74）但实际上呢？不久以后，“太监李能请于山海关榷商税，行之数年”（75）。至于抽印木植，在诏书刚下不久的嘉靖元年二月，就又照旧了：

差内官监少监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隶御史朱越言：“前者镇臣侵越抽分，贻患地方，以奉旨革回，今侯俊（按：‘侯’字盖‘汪’字之误）虽以岁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请罢勿遣。”上曰：“印烙木植与抽分无与，令事毕即回，不许生事扰民。”（76）

等到嘉靖四年就又听从宦官的话派特务去主领抽分厂了：

嘉靖四年三月，御用监太监黄锦言：“成造龙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备太监委官于芜湖抽分厂，并龙江瓦屑坝抽分局，将抽下杉木板枋，选择印记，令彼中军卫有司运送应用。”工部执奏谓：“芜湖抽分专以成造运船及供应器具，其朝贡四夷赏赉折价，亦取给予此。每岁所抽竹木，易银不过二万余两，不足以供所费，今该监所需二十余万两，是罄一岁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上竟从锦所请云。（77）

而其时太山香税虽罢，但其他香税仍由宦官管理，隆庆初年户部尚书刘体乾还奏请“太和山香税宜如太山例，有司董之，毋属内臣”（78）。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的是九门，监税的全是宦官，他们极尽朘削之能事。朱祐樘时御史陈瑶曾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79）朱厚熜时户部主事缪宗用亦言：“顷臣监收税，窃见九门守视内官，每门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朘削，行旅苦之，乞查额外滥增冗员，而置一二贪刻最著者于法，以塞人怨。”（80）这些特务不但朘削普通行旅，就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也不免。甚至打死进京觐见的官吏，如《万历野获编》卷六所载万历三十五年一事：

外吏大计既竣，正月末旬，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者，以重贬行，郁悒成病，扶曳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等索赂放行，镗奚囊空匮，不能满所欲，遂聚殴之。寻释去，数步即仆地，初犹谓有暴病试掖之，则僵仆气绝矣。

至于九门税收所入，在弘治初年“税入岁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至二十年后，岁入钞七十一万五千八百二十贯，钱二百五万四千三百文。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则岁入钞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二十贯，钱三百一十九万二百六十文”。（81）

朱翊钧时税务最繁，如“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穆宗时，止令估直备庙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征其税，后并及武清等县非产鱼之处。增苇网诸税，且及青县、天津”。（82）其时各种税使，多如牛毛，横行霸道，天下骚然，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因其事迹繁多，当于下面另辟一节述之。

此外，这些管理税务的特务，大概还私自设立税卡，征收货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奏：“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83）而“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屡诏察革，不能去也”（84）。这里虽没有明言是宦官特务干的，但如果不是特务，怕谁也不敢这样干，至少也是打着特务旗号的。

还有南北印马也照例是由宦官去办，《明史·张鹏传》卷一六○称：

南北印马，率遣勋臣、内侍，后以灾伤止遣御史。是年（成化十八年），帝复欲遥内侍，鹏执不可。帝勉从之，命俟后仍如故事。

市舶司

以上所述都是国内税务，至于海外贸易则设有市舶司管理。《明史·职官志四》卷七十五：市舶提举司“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这市舶司在洪武初年即曾设立“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至永乐三年又复设福建、浙江、广东，“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