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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一切行政的兴革干预 一水银泻地无孔不入01（第1页）

第二节一切行政的兴革干预（一）水银泻地无孔不入01

（1）从内政到外交

出席阁议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出席阁议。本来司礼太监的职务是“掌理内外章奏”，“照阁票批朱”，国家一切军政大事，他们早已干预，再出席阁议，则不仅是干预，并且可以主持了。

统治者派宦官出席阁议，除了因为不信任阁臣，派他们去监视侦察而外，还有一个原因。原来明代帝王是不大和大官们见面的，到中叶以后，这情形更加厉害。赵翼曾据《明史》略加统计，从朱见深成化七年到朱祐樘弘治十年，凡二十五六年之久，这两个皇帝都和廷臣没有见面。一直到弘治十五六年，朱祐樘才稍稍接见阁臣，但不久就死了。朱厚照是个荒唐万分的皇帝，南北游涉，廷臣之不得见，更不待言。朱厚熜嘉靖三年以后，就渐疏大臣，一直到二十九年才召见一次。以后更无召见之事，四十余年之间（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仅就是这一次而已！朱载垕即位后三年还没有和廷臣见面，而他在位也不过六年。朱翊钧和他的祖父朱厚熜差不多，在位甚久，凡四十八年。但从十七八年以后三十年之间，只因“梃击”事召见群臣一次，其余都是深居宫内。朱由校童昏愚昧，就更不必谈了。“统计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125）在这样情形之下，皇帝假如有什么事要内阁办理，或是内阁票来奏章需要商讨，便一律叫司礼太监代表前往，这样一来，太监们俨然是阁议的主席了。所以他们如有什么意见，阁臣是很少有违抗的。下面一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些太监参加阁议时，阁臣是怎样诚惶诚恐地会见他们。

东白先生张吏侍延祥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凡几变：英庙天顺间，李文达公贤为首相，司礼巨珰以执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后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坐东，太监第一人位对阁老第三人，常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阁老辂又送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之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则掌司礼者间出，其余或遗小竖并用事者传命而已。”（原按：东白所言内阁送迎中官之礼，先后渐变固是，但言彭分列而坐，后陈送之出阁非也。成化丙戌李文达卒，陈为首，陈卒，彭继之）。（126）

从这一段事实中可以看出，似乎在李贤时候，司礼太监还不敢太放肆，不过实际上并不如此。当时司礼太监曹吉祥就曾派人喊过李贤去说话，后来李贤虽然严词拒绝没有去，但也由此可见那时太监早已不把阁臣放在眼中了。至于“使小竖传命”，也不必到朱见深末年，李贤死后，便是如此。这些都见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李文达公贤在内阁时，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文达语云：“圣上宣召则来，太监请不来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达云：“太监误矣，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太监传圣上之命，有事来说，自合到此，岂可令人来召耶？”曹云：“吾适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闻李公没后，有事，司礼监只命散本内官来说，太监不亲至。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亦不至矣。

太监所派遣的传命小竖，多半是文书房的宦官，其程序是皇帝的命令传给司礼太监，太监传给文书房，文书房再传给内阁，这现象在朱祐樘时便已十分普遍，刘健就曾经谏奏过。

弘治十二年九月大学士刘健奏：“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复见天颜，即司礼监亦少至内阁。上有命令，必传之内侍。内侍传之文书房，文书房传至内阁。臣等有陈说，亦必宛转如前达至御前。”（127）

所以，沈德符于此颇致深慨，而认为这现象是由来已久：

孝宗朝最称宫府一体，而阁臣密奏与主上密谕，上下传达，必内臣数转而始得寓目，盖扞格之端开已久矣。（128）

不过遇有特旨大事，太监们还是要亲来内阁商议的。这所谓商议，有时简直就是命令，根本没有讨论余地。耿直一点的阁臣，便对抗一番，有时也有点效果；软弱一点的呢，就只有遵命奉行了。在朱见深时，便有两次阁议争辩得颇为热闹。第一次是为了上太后尊号的事，当时阁臣彭时争辩得甚为激烈，他亲记那时情况云：

二十三日议上两宫尊号，内臣夏时怀逢迎心（按：指逢迎见深生母周贵妃也），倡言“钱（后）久病，只尊所生母为太后”。李（贤）曰：“今日合遵遗命。”……夏曰：“待请命。”既入，少顷出，传仁寿宫（按：周贵妃所居宫）旨：“子为皇帝，母当为太后，岂有无子而称太后耶？宣德中自有例。”李色变，知事不成，因目时曰：“尔执笔。”时曰：“今日事与宣德年不同，胡后曾上表让位，退居别宫，故正统初不加尊号。今名分固在，岂得不尊？”夏曰：“既然如此，便照例写让表。”牛（玉）亦助其言。时曰：“正统天顺初未曾如此行，今谁敢擅写！为人臣子者若阿谀从顺，是万世罪人也！”同议者心知不可，皆不发言。夏见诸人不言，乃作色厉词曰：“你每偏向，怀二心，恐追究来不好。”时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灵在上，谁敢二心？钱娘娘已无后，何所规利而为之争，所以不敢不极言者，为全皇上圣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则两宫同尊为宜。”众皆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怡，乃再入请命，良久出曰：“得上位再三劝谕，已蒙俞允矣。”……是日同议惧逆夏意，有后患，隐然不言，唯李开端，时极力继其后……后数日，太监覃包至阁下言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于亲母，有难言者……非二先生力争，几误大事。为大臣正当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禄何为？”时同僚有未发言者，面听覃语有惭色。（129）

从这场争辩中可以看出宦官是怎样蛮横，阁臣是怎样受逼，正直一点的只好向天叫“太祖太宗”，怯懦一点的便只有“默默”了。这个“默默”的同僚，据《明史·彭时传》卷一七六载是当时阁臣陈文。

第二次是在成化十三年五月，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翊、刘吉等上疏请罢西厂，并论汪直之罪，引起了朱见深的震怒，便——

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阁下，厉色传旨，谓辂等曰：“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事？尔等遽如此说，是谁先主意？”辂等对曰：“汪直违祖宗法，坏朝廷事，失天下心。辂等同心一意为朝廷除害，无有先后。”恩曰：“不然，圣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然下笔，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挟势害人，人人要说，但不敢耳。某等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谁独为先。”翊奋然泣曰：“某等奉侍皇上于青宫，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无事，今忽汪直为害，使远近不安，何忍坐视？某等誓不与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纵使某等不言，不日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贬黜谪罚，亦唯命耳，所不避也。”于是恩降辞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开具奏之由，今皆执论如此，当具实回话。倘上召问，幸勿变前言。”辂等曰：“唯。”恩等去。（130）经过这次辩论，西厂总算暂时罢设。但在这会议中，太监们的质问简直和考讯差不多，这态度实在谈不上是会商协议的态度。

朱见深时还有两次兵戎大事也是派司礼太监到内阁去商议。一次是成化四年都御史项忠讨满四不利，朝议命抚宁侯朱永将京军往援，朱见深曾派“中官怀恩黄赐偕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至阁议”（131）。另一次是成化十四年春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诣内阁会兵部议。恩欲遣大臣往抚，以沮直行。（马）文升疾应曰：‘善。’恩入白帝，即命文升往”。（132）怀恩是明代太监中比较好的一个，这次不要汪直去的意见也是对的，但却由此可以看出太监在阁议中发言的重量。

朱祐樘曾有一次召阁臣至文华殿议事，这在明代帝王中是极稀有的事。但就在这稀有盛事中，仍有司礼太监列席：

丁巳三月，宣内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上曰：“近前。”于是直叩御榻。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上曰：“看文书。”诸太监取本付溥等。又分置朱砚笔，授片纸数幅。上曰：“与先生辈计较。”溥等看毕，相与议定批辞，以次陈奏。得允，乃录于纸上以进。（133）

朱厚照时也有两次阁议，阁臣和太监们争辩得很热闹。

第一次就是为了刘健等上疏请诛刘瑾，朱厚照派司礼太监王岳、李荣、范亨、徐智等八人赴内阁会议，一天之内竟去了三次。朱厚照的意思是想把刘瑾等安置南京，但是刘健、谢迁的意思却非杀不可。刘健甚至推案大哭说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说得声色俱厉。太监王岳也终于受了感动，连声说：“阁议是。”（134）这次结果虽然刘健、王岳等都失败，但会议情形是颇为精彩的。

第二次是在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反，八月朱厚照率师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传旨内阁，令大学士杨廷和草敕。廷和说道：“朝廷亲征，奉行天讨，谁敢云差遣？又谁敢称威武大将军？”力辞不肯。于是——

中使复奏，少顷，上命萧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张永、钱宁至阁中，以阻挠军机促敕，公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敕亲征，将谁敕乎？”敬曰：“上旨严切，今日无敕令，敬等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见也。”公曰：“公等必不死，朝廷只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迟一年，亦不敢异初议也。”张锐、钱宁色怒曰：“上意决欲如此。”公曰：“天子有争臣，我辈意亦决欲如此。”萧等去，未几即来，相率跪拜花台下。公曰：“诸公贵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之法耳。‘奉天承运皇帝’六字，万世谁敢改称为此号耶？”萧等知不可夺，乃去。（135）

这次太监们虽然没有胜利，但气势汹汹，用死来要挟，这气焰也就够人难堪了。至于“相率跪拜花台下”，那也不是乞求，而是赌气，不然杨廷和为什么惶恐起来，说是“置我于何地”呢？

监国

宦官参加阁议，而且可以左右阁议，这权力早凌驾宰相之上，所以后来竟叫宦官会同宰相来“摄政”了。原来在专制帝王时代，每当皇帝死去，新皇帝守丧不能视事的时候，照例是由宰相“摄政”的，所谓“百官听命于冢宰”。但在明代却由宦官领头，大臣反在其次，这实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朱祁镇死时，太子见深便这样办过：

是日有旨：命太监刘永诚、夏时、傅恭、牛玉会会昌侯孙继宗、怀宁伯孙镗，尚书王翱、李贤、年富、马昂，侍郎陈文并时为议事官，公同计议，处置军国重务，遵宣德十年例也。（136）既然是“遵宣德十年例”，可见远在朱瞻基死时便已是如此了。

后来朱厚照南征宸濠时，便索性叫宦官“监国”。按照旧例，皇帝离开京师，应该是太子监国的，这就是代理皇帝。而现在竟派宦官来担任，并且敕谕宰相知道，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事的经过和敕谕，《弇山堂别集》卷十三记载甚详：

上南征宁庶人，是时无监国者，内则司礼太监萧敬等。大学士杨廷和、毛纪，外则五府会昌侯孙铭等，六部尚书陆完等，厂卫太监张锐等，团营太监谷大用、兵部尚书王琼等，皆有敕……今按正德内阁敕可考者：“皇帝敕谕大学士杨廷和等：朕今亲统六师，奉行天讨，剿除反逆，以安宗社。尚念根本重大，居守无人，一应合行事务，恐致废弛，特命尔等依照内阁旧规，同寅协恭，勤慎供事。每日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拟旨封进，奏请施行。其奏有军机紧急重大事情，合用军马钱粮器械关防符验之类，尤要详加审处，拟旨封进，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一面发各衙门依拟议处，毋致迟滞误事。尔等受兹重托，尤须尽心竭力，维持公道，不许徇私执拗，如违，责有所归，尔等其钦承之。”

这敕谕中一则说“司礼监发下在京在外各衙门题奏本，俱要一一用心看详”，再则曰“听司礼监一面奏闻定夺”，简直是明令宰辅要听命于司礼太监了，统治者信任宦官之专，竟一至于此！这事在明代虽然只此一次，但就凭这一次，就足够说明太监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处理内外一切奏章

明代统治者派宦官干预政治，除了要他们参加阁议这一重要事件而外，其次便是叫他们处理内外一切奏章。如若那时的统治者不太糊涂，他们还不敢过于胡来。假使是个昏庸的家伙，那他们就可以闹得不像话了。如朱厚照时的刘瑾批答奏章竟拿到自己家里和别人商议：

瑾不学，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辞率鄙冗（按：《中官考六》云：“或多累数百言，往往有不可解者。”）焦芳为润色之。（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