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当日有事圜丘,恶祝册有予我字,将谴撰文者。桂正字彦良言于帝曰:“予小子履,汤用于郊;我将我享,武歌于庙。以古率今,未足深谴。”帝怒乃释。
还有引用古书,说不定也会引起触忌而得杀身之祸。皇甫录《皇明纪略》云:
太祖尝命状元张信训诸王子,信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殉经生。
此外,还有因著书得祸的。《闲中今古录》云:
陈子烃作通鉴续编……遭我高皇之戮,弟侄相继沦没,世绪以绝。
在这样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之下,于是文人们多半不愿去做官。《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云: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进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他如杨维桢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王逢以文学徵,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这里所谓“重典”,文字禁忌便是其中之一了。
更奇怪的是这种文字禁忌,朱元璋不仅用来对付活人,他还用来对付几千年前的死人,而这死人竟是孟子!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十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典故辑遗》说:
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一句话,杀心勃勃,活脱脱是一个暴戾独夫的口吻。无奈孟子已死,没有办法,只好将他的神位撤出孔庙来出气。要不是天上文星暗了,朱元璋疑神疑鬼地以为和孟子有关而又恢复了孟子神位,恐怕终朱元璋之世,孟子的孔庙冷猪肉是吃不成的了。
这是洪武二年的事。(347)孟子虽然恢复配享,但朱元璋对孟子这书仍然感到头痛,这原因是他做了皇帝以后,曾想出一个统治思想愚弄士子的办法,那便是以八股文考试取士,八股文特点之一便是题目只限用四书五经。现在要天下士子都读这个“对君不逊”的孟子,而且还要用他出题考试,这在猜忌成性的朱元璋自然是不放心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嘀咕了二十多年,到洪武二十六年,他大杀胡、蓝两党之后,这恐怖政治的狰狞面目,便由对付活人而转向到孟子头上。洪武二十七年他开始检查删节《孟子》,书中被认为言论荒谬的共八十五章,一律删去,几占全书三分之一。执行检查的是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头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删定后的《孟子》叫作《孟子节文》。
刘三吾原是元朝的广西省靖江路儒学副提举,元亡降明,极会谄媚逢迎,元璋很喜欢他。许多礼制和三场考试法,都是同他商定的,所以《孟子节文》也叫他去主办(348)。当时有个孙芝曾力争,骂他是“佞臣”(349),他也不管。删好以后,还写了一篇《孟子节文题辞》,迎合朱元璋的意思,大骂孟子引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为太过,说只有君主才能享受“雪宫”之乐,说人民生活不好而非议君主也是太过,说君主把人臣看成草芥,人臣便报复地把君主看成寇仇是不该。最后他下了一个判断和决定,说是:
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这书是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奏上的,立刻便刊刻成书,颁行天下。
现在《孟子节文》已经不容易见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者按: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还藏有一部,拿来和《孟子》足本比对一过,便十足地看出朱元璋残酷的统治思想的办法,以及疑神疑鬼的刻毒的猜忌心情。这被删去的八十五条多半是属于底下的这几类的话:
一、不许说统治者及其走狗官僚的坏话——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使斯民饥而死也”(350)等章。
二、不许说统治者要负转移风气的责任——如“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351)等章。
三、不许说统治者应该行仁义之政——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352)等章。
四、不许说反对征兵征税和战争的话——如“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353),“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354),“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355)等章。
五、不许人民说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对暴君报复的话——如“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56),“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357)等章。
六、不许说人民应该丰衣足食——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358)等章。
七、不许说人民有地位和权利的话——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59)等章。
总体来说,凡是侵犯到统治者及其爪牙的话,以及主张应该把人民当作人看待的话,哪怕是极细微的一点,全都要被查禁删去。但也有与这些无关的平常的话也被删节,如《离娄》篇《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就被删去,这大概是由于这故事是讽刺那些虚伪粉饰只在口头说漂亮话而做的事却极其无耻下流的人,和朱元璋口口声声说是爱民如子,实际上却是暴虐残杀的行为有些相似,所以他看了也不顺眼,便将它删去了。著作检查到了这样细微严密的地步,这在明代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刘三吾这样奉承主子,照理该得到主子的信爱了,然而朱元璋对他却并没有放弃忌刻之心,结果刘三吾还是因文字得祸。《景泰实录》七年八月,大学士陈循劾考官刘俨等疏云:
洪武三十年,礼部会试贡士,考官刘三吾等出题,内有讥讽朝廷及凶恶字,并考试有不公。御史劾奏,治以重罪。这“讥讽朝廷及凶恶字”是何,实录没有说。但据《千顷堂书目》引当时长史黄章等《薄福不臣榜文》载:“黄章与侍读张信……等十余人翻阅学士刘三吾主考会试落第卷,以不用心批点,且所进卷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等语,坐罪,皆置于法。”这两句为什么竟牵扯到“讥讽朝廷”或是“凶恶”上面,没有解释,今天我们也无法明白了。至于“皆置于法”,据《明史》记载则是判了个充军到边远地方的罪。
朱棣时的文字狱
朱元璋这种钳制思想、查禁著作的作风,全部被他的儿子朱棣继承下来。他即位之初,杀了方孝孺之后,就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那时幸而孝孺门人王稌偷偷抄录下来,改名《侯城集》,才得行于后世。(360)事实的例子,如:
(永乐三年十一月)杀庶吉士章朴,朴坐事与序班杨善同诖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遂密以闻。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复善官。(361)
直到正统七年十月,高炽之妻张氏临死的时候,杨士奇还请求她废除这个禁令(362),可见这禁令到那时候还没有解除。
那时不仅方孝孺的诗文要查禁,连其他人诗文中与方孝孺有关,或是提及方孝孺的也要删节。如孝孺的老师宋濂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七言长古一首,这方生便是孝孺。据陈田《明诗纪事》卷七云:
此诗有作赠郑楷者,盖遵革除之禁也。牧斋谓于内殿见《潜溪文粹》(宋濂文集),孝孺氏名皆用墨涂乙,此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