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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开城投降 一作壁上观（第1页）

第二节开城投降（一）作壁上观

朱由检既派遣大批特务分入行政的各个部门，他还觉得不放心，他还要把特务深入到军队中去，来监视将帅和军队。

这种军中特务的派遣，朱由检是完全因袭他的列祖列宗的办法而集其大成。大略说来，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负监视责任的特务，有监视和监军的分别，派往边镇的叫做监视，派往内地军中的叫作监军（53）。这些监视、监军的权柄，远在将帅之上，将帅有所行动，必须得他们同意，他们对于将帅又可以随时向皇帝密奏弹劾。二是直接统兵的特务，先还只是在京中统率京营，后来竟派出去统率各地大军，俨然是大将军体统了。三是由朱由检直接秘密派到军中的个别特务，负秘密侦探责任。

秘密军事侦探

这些军中特务，派遣最早的是秘密侦探，在朱由检即位时就遣出去了。如崇祯元年：

宣府巡按李养冲疏言旗尉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无所出。帝以示（大学士李）标等曰：“边情危急，遣旗尉侦探，奈何以为伪？且祖宗朝设立厂卫，奚为者？”标对曰：“事固宜慎。养冲以为不赂恐毁言日至，赂之则物力难胜耳。”帝默然。（54）

同时，大学士钱龙锡也曾为此奏谏过：

（元年）帝好察边事，频遣旗尉侦探。龙锡言：“旧制止行于都城内外，若远遣恐难信任。”（55）

特务遍军中

到第二年朱由检便公开地派遣特务去监视军营了。《明季北略》卷七云：“二年，大清兵南下，京师戒严，乃复以内臣视行营。”这些内臣的姓名，据《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载：

二年……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南下，始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太监冯元升核军讫，始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军。

而《明史·庄烈帝纪一》载，这时由检又曾派宦官催总兵满桂出战。这宦官是谁，已不可考了。

这以后，军中特务就不断地派出了。兹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季北略》所载，略略统计于下：

崇祯二年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司风翔总督忠勇管提督京营。（56）四年派内臣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饷宣府，刘文忠监饷大同，刘允中监饷山西。又命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西协。同年十一月又命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吕直监视登岛海禁。（57）十二月以司礼监右少监刘芳誉提督九门。（58）六年五月，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入大帅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邓玘诸营监军。（59）六月又命太监高起潜监视宁锦兵饷。（60）九年七月，兵部尚书张风翼出督援军，又特命高起潜为总监，并以司礼大珰张云汉、韩赞周副之。同时又遣太监李辅国、许进忠等分守紫荆倒马诸关，孙惟武、刘元彬防马水河。（61）司礼太监魏国徵守天寿山。（62）十一年七月以司礼太监张荣提督九门。（63）十五年正月命太监王裕民、刘元彬典禁兵。十一月清兵入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64）。又命司礼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65）直到十七年二月，就是亡国前一月还派内官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66）这些太监姓名及所监视的地点，据《烈皇小识》卷八载：“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苏镇中西二协。”甚至到亡国前十几天三月初六日还派太监杜之秩协守居庸关。（67）十一日又命秉笔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总督蓟辽。王永吉节制各镇兵符，一切调度权宜进退将吏赏罚功罪等，俱听便宜行事。十四日又起用旧司礼太监曹化淳戴罪守城。（68）到十九日京城就被李自成攻陷，朱由检吊死煤山，他信任特务可谓至死不悟了。

这种过分信任特务，当时并不是没有人向朱由检进谏，但是他都一概置之不理，甚至加以罪名，或罢斥，或谪贬。如崇祯四年派出王坤等一大批特务的时候：

（南京御史李）曰辅上疏谏曰：“迩者一日遣内臣四，寻又遣用五，非兵机则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岛、陕西又有两阉之遣。假专擅之权，骇中外之听，启水火之隙，开依附之门，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实为寒心。陛下践祚初，尽撤内臣，中外称圣。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择将为先。陛下不筑黄金台招颇、牧，乃汲汲内臣是遣，曾何补理乱之数哉！”帝怒，谪曰辅广东布政司照磨。（69）

又如：

（李）世祺上言：“……黄衣之使，颉颃卿贰之堂；貂蝉之座，雄踞节钺之上。低眉则气折，强项则衅开。各边监视之遣，已将期月，初虽间有摘发，至竟同归模棱，效不效可概见。伏愿撤回各使，以明阴不干阳之分……”帝以借端渎奏，切责之。（70）

其他如魏呈润、赵东曦、庄鳌献、周镳等都因论监军之事得罪。

但有时朱由校也因为说的人太多了，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如崇祯七年六月曾下诏罢各道监视太监，谕旨前半段倒也冠冕堂皇，说是“朕御极之初，撤回内镇……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览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亦应知者，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可是，最后两句却又说：“惟关宁密迩外境，高起潜兼两镇暨提督内臣如故。”（71）还是拖了尾巴，做不彻底。所以不久之后，这些特务就又纷纷派出了。

特务既这样被信任，气焰自然不可一世，如华允诚上疏所言：“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群僚趋走，惟恐后时，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幸窦已开；以操纵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72）这种“尊大”的实际例子，如高起潜为总监时，行部视师，下令监司以下的官都用军礼谒见，永平道刘景耀、关内道杨于国认为是一种耻辱，便上疏求免。不料由检竟说：“总监原以总督体统行事。”于是免了杨于国的官，降刘景耀二级，以示惩戒。（73）从此以后，监司大员就再也不敢和他们争礼了。

朱由检既这样袒护特务，特务们就越发猖狂起来，对同营将帅和巡按御史都随意弹劾诬奏，这些将帅御史如若上奏辩驳，一定吃亏。如崇祯五年，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中官邓希诏相讦，当时有位给事中黄绍杰上言：“文衡烈士，受内臣指摘，何颜立三军上。希诏内竖，讦边臣辱国，大不便。亟宜更文衡而罢希诏。”但是，“帝不听。久之，文衡以闲住去”（74）。又如宣府监视中官王坤“至宣府，甫逾月，即劾巡按御史胡良机。帝落良机职，命坤按治。给事中魏呈润争之，亦谪外”（75）。于是王坤便越发肆无忌惮，竟弹劾起朝廷宰辅来了。《明季北略》卷九云：“周延儒……入阁办事，至是年（崇祯六年）正月，为宣府阅视太监王坤所劾……延儒遂放归。”这是有明一代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事，于是朝臣纷纷论奏，如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同列上言：

陛下博览古今，曾见有内臣参论辅臣者否？自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岂盛朝所宜有？臣等溺职，祈立赐谴诎，终不忍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为万世口实。（76）

给事中傅朝祐也奏称：

皇上虑周边境，用王坤监视宣大，未尝令其司弹劾之权，操中外之议也。乃一参再参及阁臣，纵令阁臣有过，朝廷耳目之司，夫岂乏人？乃令中官言之，书之史册，何以示子孙而传后世哉？臣于是不能不为首辅咎焉，当遣内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远援汉唐宋之覆辙以力谏？即不然，相率以去就争之可也。臣又不能不为诸辅咎焉，当票拟王坤之疏，曷不直言揭奏，正义责坤，为皇上遵祖制，为朝廷持大权，而顾唯唯以听之乎？臣不特为阁惜，而深为国体惜，为天下治乱之大关惜也。（77）

同时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也上章奏论，遭到由检的一顿痛斥，已见前引。特务们这种炙手可热的威势，真如王志道在另一奏疏中所慨叹的“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皇纲”（78）了。

宰辅可劾，更有何事不敢为，何况特务们彼此相护，连成一气，更无法予以打击。如崇祯七年：

陕西按察副使贺自镜奏监纪太监孙茂霖玩寇。宣府太监王坤奏：“监军纪功罪耳，追逐自有将吏在。果如自镜言，则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问。（79）

又如崇祯十一年：

冬，大清兵入密云，总督吴阿衡败没，廷议增设巡抚一人，驻密云，遂擢（赵）光忭右佥都御史任之。至即发监视中官邓希诏奸谋。帝召希诏还，而令分守中官孙茂霖核实。茂霖为希诏解，光忭反得罪，遣戍广东。（80）

这些特务这样专横，朱由检不但不问，反而予以优待鼓励。崇祯五年礼部主事周镳曾切直地指出这点，说是：

尤可叹者，每读邸报，半属内侍之温纶。从此以后草菅臣子，秽亵天言，只徇中贵之心，将不知所极矣。（81）

这种鼓励，便是破例地给这些特务或其子弟加官进爵，实例多得很，略举一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