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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久必分（第1页）

合久必分

五贤帝中间的第五位贤帝马可·奥勒留，亲手终结了道德高尚的禅让时代。

他死后并没有让位给元老院的贤人们，而是传给了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康茂德（LuciusAureliusodusAntoninus）。在帝国众多的军人皇帝中，马可·奥勒留是一位并不多见的哲学家。逻辑思维能力惊人的哲学家思前想后，还是更加愿意相信自家的基因。于是年轻的康茂德被召入宫中随王伴驾，老爸带着儿子一起处理很长时间的政事，最后才顺利接班。

初登大宝的康茂德，虽然并没有显示出哲学家庭的头脑，却也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的基本道理。因为按照帝国传统，皇帝这份工作原则上是需要竞争的，很多的时候还可能血流成河。父传子家天下的情况本身，就会给自己带来一脸的口水。

说到底，对于年轻皇帝，罗马人没有耐心陪他长大。

这是由罗马帝国的体制所决定，并不以老皇生前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在一个缺乏庞大官僚体系有效治国的体系内，年轻皇帝如果不能用最短的时间做到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只能让自己的皇帝生涯愈加局促。

公元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遇刺身亡。

康茂德到死都被认为是一个昏君，他是五贤帝时代的终结者，也是后期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开启者。其实万事皆有因果，五贤帝时代虽然被西方史家神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积弊，来到康茂德手中已经积重难返。图拉真时期的五环之战看上去热热闹闹，实际上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国库。哈德良时代固然务实，但他无法放弃帝国过于漫长的四环线。而且在四环以外，还固执地保留了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这其实已经为蛮族此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四帝安敦尼和五帝马可·奥勒留时代，一直被称为罗马最好的太平盛世。然而罗马军事立国的基本国策从未改变，以战养战、以战兴邦是罗马帝国无法摆脱的桎梏。一旦帝国停止了对外征服，哪怕是对外征服的脚步稍微一停顿，金钱奴隶带来的发展红利就会停滞，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就会丧失殆尽。老的奴隶必然老去，新生的奴隶需要重新教育和培训，而且奴隶工作的积极性也只会越来越低。这样一来，劳动力必然短缺。

所以，四帝五帝看上去休养了生息，实际上危机正在酝酿。

皇帝上马得天下易，想要下马治天下却又缺乏一套成熟的行政体制做保障。整个国家自王政罗马时代开始，一直沿袭了军事民主制中的一些联合执政的基本逻辑。这些原始民主思维的存在，使得罗马皇帝并没有成为像中国皇帝一样的集权者。罗马皇帝大多死后成神，生前则仅仅是一个公司推选的职业经理人而已。四帝安敦尼充其量也只是为三帝哈德良死后封神，而他本人却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自称为“天子”。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皇帝这个位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罗马人的世界观，皇帝这个位子受命于元老院，谁来做并不重要。

更加要命的是，这些所谓的民选皇帝，实际上只是元老院的代言人，最多再进一步，是罗马公民的代言人。这样的皇帝，远远无法代表那些占民众大多数的各个行省没有政治选举权的自由民，乃至于广大奴隶。

与此同时，基督教在五贤帝时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基督教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力，极其深远。以罗马帝国疆域之辽阔，自然灾害迭出，但每一次冲在前面赈灾的团队，都是基督教会。基督徒在各地传经讲道，布施粥饭，超度亡灵，担负了很多本属于官僚体系职责的社会民政责任。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宣传队，他们是播种机，他们也是民间互助式银行与福利院。可以说，当时随便一个基督教的传教者，可能都会比所谓的罗马皇帝，在底层民众心中的影响，来得更加有号召力。

一句话，罗马帝国这种带着现代精英治国式民主萌芽，高速运转的奴隶制军国主义体系，长期以来无法成功转型为一个士大夫治国的正常国家。这一点，就是罗马帝国和同时期的中国两汉时代的根本性区别。

等来到康茂德这一代，帝国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出现了崩溃的前兆。

说白了，小康同学只是一个“背锅侠”。

罗马帝国，从此由盛转衰。

康茂德死后，帝国迅速内乱。

从公元192年到公元197年，这五年之中，中央局势混乱不堪，皇帝被暗杀，帝位被拍卖。地方上连续拥立了三位军阀做皇帝，三大军阀之间互相征伐。五年之内，帝国连续出现了五位皇帝。

这段时期，我们称之为“五帝之争”。

公元197年，地方军阀、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SeptimiusSeverus）一统天下，元老院和近卫军官方认证为新的罗马皇帝。

塞维鲁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我们不妨称之为“塞朝”（塞维鲁王朝，SeveranDynasty）。

塞朝又是一个短命王朝，不仅短命，而且暴戾。几个皇帝，不是残忍嗜杀，就是贪**好色。除了开国皇帝塞维鲁得以善终，其他皇帝都是遇刺而死，不是死在身边的近卫军手里，就是死于仇家寻仇。塞朝一共传了六代皇帝，享有国祚三十八年。六个人中只有前两个皇帝算是塞维鲁家族成员，后边四个，前两个是靠政变上台，最后两个是借用了塞维鲁的姓氏彰显正统。

在这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中，帝国各种矛盾已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

帝国内部阶级矛盾、宗教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按下葫芦起来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塞朝二帝卡拉卡拉（MarcusAureliusAntoninusCaracalla）在位时宣布，帝国范围内所有自由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

帝国外部，北方四环线上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不断给动**不安的罗马朝廷以强大的压力。东方的老对手帕提亚帝国终于倒下了，罗马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熬死了所有同行，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成了行业内的一代宗师。因为在帕提亚的废墟之上，罗马人将会遇到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萨珊波斯（SassanidEmpire）。

公元235年，塞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SeverusAlexander，和创立塞朝的那个塞维鲁并无血缘关系）死于一场叛乱之后，罗马帝国终于进入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混乱期。

接下来的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三世纪危机”。

其实说白了，所谓的危机不是从公元235年这一年开始的，如果要细算的话，从康茂德就开始了。皇帝没有任何法定不可动摇的传承机制，近卫军随意处死皇帝，甚至可以公开拍卖皇帝之位；元老院越来越不作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地为自己捞好处，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务员从业者的职业良心；各个行省的地方军阀手握兵权，虎视眈眈，他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行省内部实行高压管理，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搜刮的民脂民膏统统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则成了自生自灭的一群，贵族和骑士凭借特权还算潇洒快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从基督教中寻求慰藉。与此同时，奴隶制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帝国的生产、耕作、手工业制品贸易，严重依赖奴隶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然而奴隶却完全丧失了劳动的乐趣。有人监控则象征性地比画几下，无人监控则开始破坏生产工具。

与此同时，帝国漫长的边防线上，处处烽火。帝国的军人需要不断应付层出不穷的小规模冲突，但却不知道为何而战。雇佣军只认钱，而无法对于帝国有更多的荣誉感与归属感。长期以来殖民地化的统治心态，绝大多数的帝国疆域上并没有行使王道。广大地方行省的百姓，完全不指望罗马中央政府还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思想上离心离德，政治上渐趋渐远，很多地区出现了自治甚至独立的倾向。

从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短短四十九年时间，连续出现了二十六个皇帝。

皇帝虽多，但大多数皇帝都很弱，其中有一位叫作瓦勒良（PubliusLiiusValerianus）的皇帝，还在对萨珊波斯的战斗中被俘，最后屈辱地死在了异国他乡。瓦勒良，也成为第一个被外敌俘虏的罗马皇帝。

皇帝威风扫地，地方军阀也就蠢蠢欲动起来，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在三世纪危机的**期，罗马帝国天下三分，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罗马版本的“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