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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孔子（第1页）

六　孔子

孔子生在春秋晚期，他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但孔子思想并非凭空突起，他还是承续春秋思想而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世界上一切宗教，似乎都想根据人死问题来解决人生问题，孔子则认为明白了人生问题，才能答覆人死问题。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人生之上，孔子则认为须先懂得奉事人，才能讲到奉事鬼。这一态度，使孔子不能成一宗教主，也使中国思想史之将来，永远走不上宗教的道路。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孔子的思想态度，全偏重在实际人生上，即所谓“务民之义”。而对宗教信仰，以及哲学形上学的玄想，牵涉到人之生前和死后，以及抽象超越的精神界，如鬼神问题等，则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现在我们问：孔子对人生的理想是怎样的呢？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这是当时孔门师弟子的人生理想，其实三人的理想是相同的。子路的话比较具体而粗浅，他愿把自己经济物质上的所有权之享受，供诸大众。他的车马衣裘，愿献给他的朋友来共同使用。而在他心上，没有丝毫感觉到可惜。颜渊的话深了一层，他不专从具体的经济物质上着想，他愿对人有善意，因而贡献出他的劳力，但在其内心觉得像全没有这会事，对人也如对己般。人哪会对他自己有善意，付出劳力，而感觉到对自己有德有功的呢？孔子的话，则较颜渊更深了一层。他不仅要在自己心上觉得没有这会事，更希望在别人心上亦不要觉得有这会事。你敬事老年人，要使老年人受之而安。你爱护幼年人，要使幼年人只觉得你可怀念。你和朋友处事，要使朋友完全信托你，把你当作他自己般信任。

其实这三人的人生理想是一般的。我们若不明白子路的心情，将更不明白得颜渊的。不明白颜渊的心情，将更不明白得孔子的。他们全希望人与人相处，不要存一人、我之见，更不要专在自私的功利上打算。若我们不存有一种自私的人、我之见之隔阂，若不专在个我的功利上打算，我们自能像子路，也自能像颜渊，于是才能学孔子。

孔子这一番的人生理想，并不要宗教信仰，说上帝的意思要我如此。也并不须一套曲折微妙的哲学理论，来说明这一番理想的背后，有如何深奥的，为普通常人所不易懂得的一种哲学根据。我们不是相信，人人的心理，都会喜欢像有子路、颜渊、孔子般待我的人吗？我们既喜欢别人如此般待我，我便该如此般待人。而且人人心中，也实在喜欢如此般待人的。因为人类的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呀！但为什么人只想别人把这样的心情对待我，却不肯把自己这样的心情对待人呢？在这里，我们便可接触到当时孔子所要阐述的他对人生问题的大理论，最要的即孔子常常所讲之“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孟子曰：“仁者爱人。”又曰：“仁者，人心也。”（《孟子·离娄》、《告子》）

孔子所常讲的“仁”，并没有什么深微奥妙处，只在有一颗爱人之心便是仁。而这颗爱人之心，却是人心所固有，所同有。换言之，这是人心之本质。若某一人的心里，从不觉得有希微对人之爱，那这一人的心，只可说是兽心，非人心。其实禽兽也还有爱同类之心呀！

父母爱其子女，子女爱其父母，便是人人有此一颗爱他心之明证。把这爱他心推扩，即是孔子之所谓“仁”。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

近代有人在怀疑，孝、慈是对等的，为什么孔门却偏多讲孝呢？这理由很简单。天下有不为父母、没有子女的人，却没有不为子女、没有父母的人。孔门讲道，为人人而讲，为全世界人类古今之全体量而讲。讲孝，人人有份。讲慈，便有人没有份。而且人必然先做子女才做父母。讲孝，尽了人生之全时期。父母死了，孝心还可存在。讲慈，则最多只占人生之半节。

上面说过，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生属于人生界，死则属于宇宙界。父母死亡，子女孝心依然存在，常纪念到他的父母，如是则从现世人生过渡通接到过去的人生。只要子女孝心常在，自然感觉到父母生前一片慈心，也是依然常在，而且会永远继续常在，如是则从过去人生通过现世，而直达到未来的人生。如是则人生界已渗透进宇宙界而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在西方的思想史里，许多宗教家、哲学家，费尽心思，费尽说法，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但孔子则只想指点出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心情之自然流露，并在其实际的人生经验中来把此问题试予解答了。

“仁”既是人类的共有心情之自然流露，所以孔子说：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

所以仁不仅是一条人人应由之道，而且是一件人人可能之事。但毕竟仁心仁道，还未能在此现实的人生界畅遂发皇，这又为什么呢？在孔子思想里，他认为这是为人类的一切个别的功利打算所掩蔽所错误了。所以：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是“赞成”义，如“我与点也”。（《论语·子罕》）

个别的利害计较，孔子是不太注重的。在孔子，宁愿赞成命的观念。外面环境之复杂，人事之变动，随时有不可逆测的偶然事件之发生，使我们对一切利害计较终于无准难凭，则何如回转念头，先从自己内心的情意上起算，不要先从外面事势的利害上较量呢？

“命”在孔子看来，是一个不必然的。我们若明白得外面有一不必然之命，自然肯回向自身那个必可然之仁了。所以孔子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仁者并不是不愿博施济众，然而这有待于外面一切的形势与条件，纵使像尧、舜般，掌握到人间最髙的权力，也未必能充尽其量的博施与济众，这便是谓“命”。命限制了人的种种可能，却逼出人一条惟一可能之路，这一条路，则是尽人可能的，那便是所谓“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在我们心上之一念，外面一切条件束缚不得。一切形势转移不得。只有仁不在命之内。孔子把“命”字来阐述宇宙界，把“仁”字来安定人生界。尽在不可知之宇宙里，来建立必然而可能之人生理想。所以孔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