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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易传与中庸（第1页）

一七　易传与中庸

《易传》和《中庸》，出于不知谁何人之手，与《老子》同类，都是中国古代几部无主名的伟大杰作。老子思想之大贡献，在提出一个天人合一，即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文化界与自然界合一的一种新观点。关于此一问题，本是世界人类思想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唯一最大主要的问题。春秋时代人的思想，颇想把宇宙暂时撇开，来专一解决人生界诸问题，如子产便是其代表。孔子思想，虽说承接春秋，但在其思想之内在深处，实有一个极深邃的天人合一观之倾向，然只是引而不发。孟子的性善论，可说已在天、人交界处明显地安上一接榫，但亦还只是从天过渡到人，依然偏重在人的一边。庄子要把人重回归到天，然又用力过重，故荀子说其“知有天而不知有人”。但荀子又把天与人斩截划分得太分明了。这一态度，并不与孔子一致。老子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明确口号，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界实际事为上，都有一套精密的想法，较之孟子是恢宏了，较之庄子是落实了，但较之孔子，则仍嫌其精明有余，厚德不足。而且又偏重在自然，而放轻了人文之比重。《易传》与《中庸》，则要弥补此缺憾。《中庸》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一章〉

把自然扣紧在人性上，把道自然之道，“一气之化”之道。扣紧在人文教化上，这是把孟子来会通到庄、老。《易传》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二章）

这仍是把孔孟仁义来会通庄老之天地自然。“顺性命之理”即是顺自然。人道中之仁义，即是天道中之阴阳，地道中之刚柔，此即是“道法自然”。故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一章）

此处特提“穷理”一观念，极重要。此“理”字在《韩非》书中却有一很好的界说。韩非曰：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稽，合义。会合万理而成一道。理者，成物之文也。庄子曰：“其分也，成也。”理即是物之分界，即是物之形成。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不相薄，即不相冲突，庄子所谓“无适”，各因其是而止，即是约于分之内。故理之为物之制。制是成法之义。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势字不如理字义蕴之佳之美。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理静定而化则变动。理分别而化则和通。（《韩非子·解老》）

《易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孟子所谓“尽心以知性，尽性以知天”，即孔子所谓之“下学而上达”。道家观念重于虚，虚而后能合天。儒家则反身内求，天即在人之中，即性是命。即就人文本位充实而圆满之，“穷理”即孟子所谓“践形”。但“穷理”二字更明白，更透彻。便已达天德，便已顺天命，更不必舍人求天。庄子曰：“善我生者，所以善我之死。”儒家则认仁义尽性即是善我之生。善我之生与死，即由人而达于天。《易传》之“穷理尽性”，亦即是《中庸》之“致中和”。《中庸》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

“中”，人心之内在，即是人之“性”，就人文本位言，人性即是天下之大本，此即庄子之“环中”。致“中”即是“尽性”，尽性即是庄子之“约分”。致“和”则是“穷理”。就物言则理为分，就天言则理为和。何以说“致中和”即能“天地位，万物育”呢？《易传》日：

天地之大德曰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老就生必有死言，故坚持其悲天任运的态度。今专就生生不息言，则生是天地乏夫德，而成另乐天知命。（《系辞下》一章）

天地之生，在于有阴阳之分；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道之生，在于有夫妇之别。《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十二章）

夫妇之合本乎人性，中。叭而夫妇有别，一男一女是其别。又于别中见和，一夫一妇是其和，别中有和即是理。別生敬，和生爱；别生义，和生仁。夫妇之道，即是仁义爱敬之道，亦即是阴阳之道。此证人道即天道，人生界即是宇宙界。天人合一，只就夫妇和合中认取。再推进一层言之，《中庸》曰：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十一、二十二章）

姑再就夫妇之道言，男女好合，本发于人性，此即发于人之“诚”。因于好合之诚，遂有婚姻之礼。此即“自诚明”，孟子所谓“性之”。既有婚姻之礼，益知辟之诚。此即“自明诚”，孟子所谓“反之”。夫妇好合，即是“尽己之性”，却同时便是“尽人之性”。做一好丈夫，不仅尽了夫德，亦同时尽妻德，即人之德。因人性为妻者无不乐有一好丈夫，有了好丈夫，易成好妻子。故尽己之夫德，无异即是尽人之妻德。父慈子孝，亦同此理。一切人伦，均同此理。《易传》曰：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五章）

夫妇之道“察乎天地”，岂不尽人之性便可尽物性而赞天地之化育吗？庄老根据天地自然来怀疑人生文化。此刻的新儒家，则根据人生文化来阐明天地自然。同样是要求天人合一，在《易传》、《中庸》的一转手间，却有绝大思致，绝大聪明。那是思想界的一大翻腾。

《易传》、《中庸》，一面认为人道本身即就是天道，此义当溯源于孔孟。但另一面也常先从认识天道入手来规范人道，此法则袭诸庄老。但庄老言天道，只就现象言，不主从现象后面来觅取一主宰。若在现象后面觅取主宰，即易成宗教。《易传》、《中庸》则不肯就象言象，而要在现象本身中来籀绎出此现象所特具而显著的德性。此一点，亦遂与庄老发生绝大歧异。《易传》曰：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三章）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章）

《易传》里所竭力注重的法象观念，显然渊源于老子，但有一极大不同点。老子只指出现象之常对立，常反复，即对流，即循环。仅就现象来描述现象。《易传》则就此现象而指出其一种无休无歇不息不已之性格，此非就象言象，而是即象言“性”，即象明“德”。故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传》）

“健”乃天行之象之一种特性，一种本身内在固具之德。对立与反复仅是象。在人文立场言，是无意义的。不息之健则是德，德便成为一种意义。西方哲学称之为“价值”。但“价值”在外，“德”在内。《中庸》也说：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验也，久了便可验。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中庸》二十六章）

博厚、高明、悠久皆是德。《中庸》又于健行不息中说出一个“至诚”来。若非至诚，如何能健行不息呢？健与诚也是德。老子只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试问既是无，如何又能生？有既是虚，如何又能出动？既无为，如何又能无不为？《易传》则指出此道之“健”，《中庸》则指出此至健之道之“至诚”。惟其“至诚”与“健”，故能“不息”。惟其不息，故能博厚、高明、悠久而成其为天地，成其为道。《易传》、《中庸》的宇宙观，乃是一种德性的宇宙观。采取了庄老的自然观来阐发孔孟的人文观，故成为新儒家。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