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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在鼓里的国家文物局（第1页）

蒙在鼓里的国家文物局

1974年7月5日，蔺安稳的文章与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摆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办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陕西又出现了打砸抢烧文物或文化遗址的事情？此时“批林批孔”正在全国进行，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已被砸烂烧毁。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观——孔府、孔庙、孔林。幸亏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方算挽住狂澜。这类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让文物局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批示”的到来除了令这位主管全国文物的最高领导人又蒙上一层阴影外，似乎并无太大的惊异。

当他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大为惊骇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可惜这种心情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随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阅完文章的全部内容后，一种失职与蒙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国务院白纸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长对此却全然不知，实在是不可思议。他抓起电话，让文物管理处处长立即赶到自己办公室，也许是文管处没有汇报才造成自己的被动，他想。

当文管处处长陈滋德赶来时，对文章所报道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国家文物局被蒙在鼓里了。

王冶秋拿起电话接通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希望尽快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可令他失望的是，陕西方面做了“我们也一点不了解”的回答。

陕西省文管会同样被蒙在了鼓里。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滋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向陕西省委主管领导人和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与批示。第二天，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几名干部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临潼县文化馆。

“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负责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于当面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滋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说不准，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做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事已至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当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和激动的亮光。一个个彪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修复后的兵马俑

“太伟大了。”陈滋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说：“快，快去现场看看。”

他们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做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人类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陈滋德与陕西省委领导人商定，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彻底弄清这一重大发现的内涵。之后，陈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汇报了他赴陕西的工作情况。此时，江青为临潼方面没有及时上报而大为光火之事，已通过姚文元的秘书转达给了王冶秋，并让文物局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中央。在这种情况下，王冶秋主持了报告的写作，除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陕西方面发现武士俑的经过外，鉴于江青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咄咄逼人的气焰，报告在最后一段写道：“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以及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当这份报告上报之后，王冶秋才松了一口气。

秦俑坑所在位置示意图

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为：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于哲吉

陕西省博物馆革委会主任廷文舟

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