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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第1页）

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既然女尸已秘密转移到医学院存放，狂飙停息，巨浪退去，对博物馆和发掘人员来说，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尽快清理、处理、保护文物，并将这一发掘成果用简报的形式公布于众，以便引起国内外专家共同的参与，对出土文物做进一步的研究和保护。

在所有出土文物中，除女尸之外，最急待处理和保护的当然属于丝织品。这些埋藏2000多年的丝织品，突然重见天日，从密封的地下那相对恒温、恒湿、无光、缺氧、无菌的保存环境，突然来到一个温度湿度变化无常，又直接暴露在光线、空气、带菌的环境中，这无疑是给处理和保护工作提出了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稍有延缓或处理不当，都会造成不堪想象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昌平明十三陵的定陵，通过考古发掘共出土了80余匹成捆的丝织品，像这样大批量的丝织品出土，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遗憾的是，这些丝织品由于处理、保护不当，全部毁坏无存了。而对于汉代丝织品的探寻，原来只是在中国西部发现了为数极少的丝绸残片，且这些残片的历史还属东汉时期，对西汉时期的丝织品尚未发现。马王堆汉墓竟一次出土如此之多的丝织品，在让人感到震惊欣喜的同时，也对它的处理和保护格外关注和重视。

尽管这些丝织品的许多品种和朽残程度，作为丝绸研究专家的王?也是首次遇到，但是他还是针对每件的保存现状、完残情况，经过细心揣摩，反复思考，很快制订出一个清洗、保护、修复的计划。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考古人员对被随葬食品腐败和尸体分解物污染的丝织品，大胆采用了对丝织品无损害，去污力强，易挥发，又能被水淋洗去掉的化学溶剂，进行脱脂去污，防止虫伤霉变。对那些湿时糟朽如泥，干后则脆如枯叶的部分内棺中的织物，为保存其形制和鲜艳的色彩，则采取传统的托裱方式保存。而对从椁室中的竹笥内出土的14件完整的袍服，46块成幅的绢、纱、罗绮、刺绣织物全部展开并采取清除杂物后，经药物熏蒸灭菌，再放在一个特制的箱匣里保存，从而避免了印花敷彩织物上矿物颜料的脱落。与此同时，在经过反复试验后，又对这些表面完整的丝织品，采用从生丝中提取天然丝胶做材料，喷涂加固的工艺进行保护处理，并获得了满意的效果。为对从尸身上剥下的400多件服饰残片予以保护，王?首创并自制聚乙烯醇缩丁醛丝网，进行加固和修复并获得成功。当这一切做完之后，为防止受污染的丝织物在库房内长霉生虫，他先采用聚乙烯薄膜袋封存，然后再将袋内的空气抽出，充满氮气，从而制造了一个密闭绝氧的小环境，达到了丝织物可长期保存的目的。

除丝织品之外，出土的大量漆器及漆器中盛放的食物等亦需要加紧处理、保护。由于漆器出土数量之多，器形之齐全，制作之精美，是过去所罕见，又由于这些漆器的胎骨多属于细胞结构的纤维质地，在经历了2000多年地下水及盐类的浸泡、侵蚀后，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这就给处理和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过去博物馆的技术保护人员，对出土的漆木器只是采取放在水中浸泡的方法保护，这只能算是短时期内的应付。因为这些器物长期浸泡在水中，就会继续遭受腐蚀，使体内的木质纤维分子降低和分解。要想长期保存漆木器，最有效的办法应是使其脱去水分。

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左一）与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进行清理保护

一号墓出土的“郢称”泥金板

“郢称”是楚国发行的黄金货币，在汉代初期仍然在上流社会流通使用。一号墓共出土两箱“郢称”金币和40篓泥“半两”铜钱，这些均是明器

泥“半两”钱（半两铜钱为西汉前期通行的货币）

墓中出土竹篓和篓内的泥“半两”钱

墓中出土的彩绘陶钫

在北京专家胡继高和馆内老技工张欣如的研究、切磋下，先后采用了自然慢速阴干法、醇醚法、膏模固定、快—慢—快醇醚联浸脱水法等不同的方法，终于使出土的竹器、漆木器得到了较好的处理和保护。

当专家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处理和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复原时，新闻单位也在抓紧拍摄电影和照片，准备向公众做全方位的报道。稍后，根据王冶秋的指示，张瑞同开始组织考古人员加紧了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

尽管只是一份简报，但由于墓本身的年代久远，出土器物较多，且内容庞杂，涉及许多门学科，要想在短时间内搞清楚并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并非易事。为此，王冶秋专门从北京请来几位专家，协助湖南方面工作，同时成立了一个临时编写小组。经过反复思量，编写小组决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只对墓的年代、形制、墓主、出土的帛画（非衣）等少数几个重大问题，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他只简单提及，留待日后正式写发掘报告时再详尽列出。

关于此墓的年代推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定为西汉早期。尽管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室，带斜坡墓道，木椁周围用白膏泥填塞，这些都保存着晚期楚墓的制度。但墓道尽头几乎到达木椁顶，以及木椁周围先填木炭，再填白膏泥，填土用“五花土”夯筑等做法，却与楚墓不同。由此可以说明这座墓应晚于楚墓而具西汉墓的特点。

漆器上的“轪侯家”铭文

“轪侯家丞”封泥

“轪侯家丞”印文

另外，早些时候在长沙西汉墓中常见的陶鼎、陶盒、陶壶、陶钫等，都在这座墓中成批地发现。尤其是漆器和陶器的造型，都与已发现的西汉墓中同类型的器物相同。而“半两”泥钱、“郢称”泥金板、彩绘木俑以及丝织服饰的大量出土，都可证明这是一座西汉墓。尤其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是，墓中发现大量泥“半两”和泥“郢称”，独未见“五铢”钱。根据过去对长沙西汉墓的研究，汉初多出泥“郢称”，稍后的文景时期多出泥“半两”，武帝及其之后则多出“五铢”钱，从而可以确定此墓的年代当在武帝之前。墓中出土的竹简和木签上的文字，有些还保留着战国俗体篆书的遗风，同在此之前在居延、武威等地出土的书写成熟的隶书简文做比较，在时间上显然要早一些，这也是确定此墓为西汉前期的一个佐证。

更为直接有力的断代依据，是墓中出土的竹笥和陶罐上的封泥“轪侯家丞”和漆器上的朱书“轪侯家”等文字。从这些极为珍贵的文字可以断定，墓中的那个女人，一定与轪侯或轪侯的家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墓中的随葬器物似乎也是经由掌轪侯家事的“家丞”检验查封下葬的。再从墓中出土的一枚角质印章“妾辛追”来看，这个女人应是西汉历史上一位轪侯的妻子。显然，轪侯只是当时的封爵，不是人名，那么，这个被封为轪侯的人是谁呢？

汉代长沙国世系列表

附注：括号内为《汉书》所记

轪侯，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均有记载。其中《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轪国，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长沙相利仓为侯，七百户。高后三年为侯豨元年。孝文十六年为侯彭祖元年。元封元年侯秩为东海太守，行过不请，擅发卒兵为卫，当斩，会赦，国除。”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轪侯黎朱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高后三年，子孝侯豨嗣，二十一年薨。孝文十六年，孙侯彭祖嗣，二十四年薨。曾孙侯扶嗣，元封元年，坐为东海太守，行过擅发卒为卫，当斩，令赦，免。”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汉初的轪侯共有四代，除第一代轪侯的姓名略有不同外，其他无大的差异。因此，由上述记载可以推算出整个轪侯家族的世系年表：

第一代利苍（黎朱苍）惠帝二年—高后二年（公元前193—前186年），在位8年。

第二代豨高后三年—孝文十五年（公元前185—前165年），在位21年。

第三代彭祖孝文十六年—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4—前141年），在位24年。

第四代秩（扶）武帝建元元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40—前110年），在位30年，国除。

由此表可以看出，第四代轪侯秩（扶）在位于武帝时，出任东海太守。太守是掌握实权的高级地方官，秩（扶）应住在东海而不可能再住长沙，其家眷留居长沙的可能性也甚小。结合墓葬和随葬品的年代推断，可以进一步认定此墓的下限年代在武帝之前，墓主人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第四代侯的妻子。

第四代侯虽已排除，在其前边尚有三代侯，墓中的女主人到底是哪一代侯的妻子，这是《简报》中必须说明的一个重大问题。于是，编写小组除自己的思考和见地外，又分别请各地专家发表看法，由于这些专家对此墓发掘出来的器物尚不太了解，一时难以做出较为明确的判断。而《简报》编写小组内部，又有不同的见解，并为此争论不休。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只做了墓主“可能是第一代轪侯妻子”的结论，并决定这个结论只向新闻单位提供，暂不写入《简报》。《简报》只慎重地提及“很可能是轪侯妻子的墓”即可。至于属于第几代的悬念，留待正式报告编写时，再做有把握的结论。

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算是基本搞出了一个眉目。剩下的则是对那幅从内棺的棺盖揭取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帛画的解释。此时，帛画已被专门从上海博物馆请来的专家窦志荣裱好。由于窦志荣在装裱中已对帛画进行了去污、清洗等多种专业性技术处理，使这幅在揭取时看来污渍斑斑且已被腐蚀的帛画，神奇般地重新焕发了原有的风采，画面依次排列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极其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幅帛画极其复杂的内容和寓意，《简报》编写人员在大感头痛的同时，又展开了一场讨论。

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飞升图》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