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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第1页）

为什么我这么有智慧

一

我一生的幸福及独特的性格是命中注定的：用奥妙的方式来说，如果像我的父亲，我早已死了，如果像我的母亲，我还继续活着而且渐渐老了。从人生阶梯的最高层和最低层去看它的话，这双重根源是一种衰落，也是一种新生，这一点说明了我与众不同的那个中间性格和免于对一般人生问题的偏狭看法。

对上升和下落的最初象征，我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内行的，我知道这两方面，因为我就具有这两方面。我的父亲36岁过世，他文弱、可亲、多病，就像是一个命中注定要短命的人，一个仁慈得使人想起生命而不是生命本身的人。

在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在我36岁的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可是我看不到面前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即1879年，我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整个夏天，像幽灵一样住在圣慕利兹，而冬天，也是我生命中最黯淡的一段时期，也是像幽灵一样住在瑙姆堡，那时候是我生命的最低潮。

《漂泊者及其影子》一书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我那时经常见到幻象，那些幻象如此真切。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意大利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带来了那种几乎与极度贫血和瘦弱离不开的愉快和灵性。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是《曙光》。从这本书反映出来的完全的明朗和愉快以及理智的旺盛，不但与我身体上的极度衰弱同步，而且也与过度的痛苦同步。在七十二小时头痛和剧烈头昏所引起的痛苦中，我却具有理智上的极度清醒，然后在冷静的状态下，我想出了许多东西，可是在我较为健康的时候，反而不够细密，不够冷静来获得这些东西。

读者们可以知道，我是把理智当作一种颓废衰落的征兆，就像在那最有名的例子中所表示的，在苏格拉底的例子中所表示的一样。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尝过一切理智上的病碍，甚至发烧以后的半昏迷状态。如果我想知道这些现象的性质和频率，我还得诉诸这方面的书本。我的血液循环很慢。没有一个人能在我身上找出发烧的痕迹。有一位医生曾经把我当神经病患者医治了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不，你的神经毫无毛病；我自己的神经倒有问题。”

虽然由于全身疲惫，我的消化系统极端脆弱而备受折磨，可是他们却不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局部的衰退，或者胃方面的任何机能毛病，甚至我眼睛上的毛病，时有接近失明的危险，但也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我在健康方面的任何改进，在我的视力方面，也会导致相当的增进。对我而言，长时期以后就会复原。但是，说来可悲，这个长时期也包括复发、崩溃与衰颓周期。这样，你们还要我说我对衰颓问题有经验吗？这些问题我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甚至那种把握一般问题的精密技能，那种明察秋毫的感觉，那种见微知著的心理状态以及我所能做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那时候开始学到的，也是那个时期的特别赐予。因为在那个时期，我身上的任何东西都被精炼化了，包括观察力以及一切观察器官。以我的经验，从病弱者的立场去看比较健全的概念和价值，反之，从丰富生命的旺盛和自信去看衰颓本能的潜伏活动，是长时期训练而成的。如果说我在某方面有所长的话，我可以说，我在这方面的确具有特长。现在，我的手是很熟练的，它具有一种颠倒乾坤的本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才能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最重要理由吧！

二

假如说我是一个衰颓者，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与此刚好相反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出一个证明：我总是本能地选取适当的治疗方法而不会选取有害的那种。可是，那些衰颓者却都是选择那种有害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就整个而言，我是健康的，只在某些细微部分，我才是一个衰颓的人。使自己处于绝对孤独以及脱离生活习惯的能力。

不让自己被纵容、服侍和照顾的自制力，所有这些都表示出在关于最需要的东西方面，我本能上的绝对确定性。我把自己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我恢复我的健康：像所有生理学家所说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这个人本身是健全的。

一个在本质上病态的人根本就不能变为健康的，靠一个人自己努力去变成健康，那更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对一个内在健全的人而言，疾病甚至可以作为生命的有力刺激品，作为生命旺盛的刺激品。

我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我长时期的疾病：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包括我的“自我”在内。我在某种方式之下，尝过一切美好甚至惊奇的东西，可是别人在同样方式之下，却无法得到它们，从我的健康和生命意志中，我创造了我的哲学。

因为我希望这一点能为人所理解，所以就在我生命力最低落的那几年中，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容许一种贫乏和绝望的哲学。好，现在我们要怎样去认识“自然”中最卓越的人类呢？从下述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即这种卓越的人使我们感到兴奋；他是从一个坚硬、可爱而芳香的东西中脱颖而出的。

他只享受对他有利的东西；当超出对他有利东西的范围时，他的快乐、他的欲望就停止了。他发现补救损害的方法；他知道怎样把那些严重意外事件变为对他有利的东西；凡是对他无害的东西，都使他更坚强。他本能地从他所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一切东西中收集他的资料。

他遵循一个淘汰原则；他扬弃很多东西。无论他所接触的是书本、人或自然景色，他总有所伴；他尊崇他选择的东西，他尊崇他承认、信任的东西。他对一切刺激反应都很慢，而这种缓慢性是长久的谨慎和故意的高傲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他考验那迫近的刺激；他不会想到去接近它。他不相信“坏运”，也不相信“罪恶”，他能了解自己和别人，他知道怎样去忘却，他坚强得足以使任何东西都得对他有利。

那么请看！我是与衰颓者刚好相反的人，因为，我刚才所描写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三

这种双重经验，这种接近两个似乎完全不同世界的方法，从我的本性反映出来，我具有一个“他我”“另一个自我”：我具有一个“第二”视觉，甚至我还具有一个第三视觉。我的天性使我具有一种超越地方、民族和有限范围的眼光；我毫不费力地做一个“优良的欧洲人”。在另一方面，也许我比现代德国人，比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

不过，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为他们，所以在我的血液中，拥有那么多的种族本能。当我想到在旅行中，甚至波兰人自己也会时常把我当作波兰人时，当我想到很少人把我看作德国人时，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属于那些只有一点点德国人味道的人。

不过，我母亲弗朗西斯卡·欧赫娜在任何一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我的祖母厄德慕丝也是一样。祖母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魏玛度过的，在魏玛时，她曾与歌德周围的人有过接触。当赫尔德去世以后，祖母的兄弟——哥尼斯堡大学神学教授克劳斯，应邀担任魏玛宫廷总监。祖母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以“慕斯珍”之名经常出现在青年歌德的日记里。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爱伦堡的尼采总监，大战那一年，1813年的10月10日，当拿破仑及其总部进入爱伦堡的那一天，她生了一个男孩。她是撒克逊人，可是她非常崇拜拿破仑，我也如此，也许我现在还是非常崇拜拿破仑。

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在担任卢岑不远的洛肯教区的牧师以前，他曾经在阿腾堡住了几年，在那里，他负责过四位公主的教育。他的四位学生是汉诺威皇后、康斯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和萨克斯·阿腾堡的泰莱莎公主。他非常忠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从威廉四世那里，他获得在洛肯的生活费用。

1848年事件，使他非常伤感。因为我生于10月15日，也就是威廉四世的生日，因此，很自然地，我就被冠上霍亨索伦王朝腓特烈·威廉这个名字。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我童年时期，我的生日也是举国欢腾的日子。

有这么一位父亲，我引为无上光荣。我甚至觉得，除了生命以外，除了对生命的肯定以外，这件事抵得上所有我能引为光荣的东西。我父亲给我最好的东西，莫过于下列事实，那就是我根本无须特殊打算，只要有耐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拥有更高尚和更优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也只有在这个世界，我最深的热情，才能得以自由地发挥，我几乎因为这份光荣而付出我的生命，但是这还是一个划得来的交易，一个人即使想稍稍了解一点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么他必须置身于像我自己一样的境地中，冒险。

四

即使当我认为最值得与人敌对的时候，我也从来不了解引起敌对的方法，关于这一点，我也得感谢我那伟大的父亲。不论看起来，我是多么异端的，我对自己也没有一点恶感。看看我的一生，你就可以发现，很少人，也许只有一次，对我表示过恶意；也许你可以发现太多善意的表示，即使与那些任何别人都与之有过不愉快关系的人相接触，我的经验也毫无例外地告诉我，他们与我处得不错；我驯服任何粗野的人，我甚至可以使粗鲁不驯的人态度良好。在巴塞尔大学教授高年班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来没有惩罚学生的机会，在我的班上，即使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起来。我经常准备接受意外的事件。

我能够采取任何手段，即使只有像“人”这种手段才能表现得那样不协调，除了我生病的时候，我往往能够从其中诱导出一些值得听的东西。这些“手段”好几次没有告诉我，他们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话。也许，把这种感觉表现得可爱的是年轻的海因里希·冯·施坦因，施坦因很年轻就死去了，在慎重地获得允许之后，他曾一度在西里斯马利亚做了三天的停留，他在该地向每个人解释，他因为恩加丁1的缘故而没有来。这个优秀的人，以其普鲁士年轻贵族激烈的单纯，曾经深陷瓦格纳的泥沼中，并陷入都灵2思想的泥沼中。在这三天之中，他几乎为一种自由的暴风所转变，就像一个突然被抬到顶点而且长了翅膀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