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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蛇口改革 4分钱的事 01（第1页）

第2章蛇口改革：4分钱的事01

中国的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城市改革，是从蛇口开始的。

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话分两头。东头从深圳开始，西头从蛇口开始。

蛇口与深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也不尽相同。蛇口的改革开放起步更早，手法独特。蛇口是由一家背景特殊的百年名企负责开发的，企业办经济，与深圳市政府办企业、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正好形成对照。因此有人说，深圳的改革开放就好比是双龙戏珠，东成西就，妙趣无穷。

招商局来到蛇口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香港招商局。这项任务将他推到历史的前台，他因此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成为招商局这家中国百年名企的第29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主张其事的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也曾辉煌，也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直到1979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袁庚生于深圳大鹏，父辈即有闯海经历。他早年就读于广雅一中，沐浴岭南之地的开明风气，领受温润敦实的经典教育。后来，他在谍战中受磨砺，在外交中长识见，视野开阔，积淀深厚。袁庚曾身陷囹圄五年半，铁窗下数蚂蚁的日子是他人生大彻大悟的机缘。平反后，袁庚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走访世界各地，对港口城市、海洋工商文明有切近观察和认知学习的难得机会。唯其如此，袁庚才有可能在对香港招商局作了一番短期调查后，就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调查报告，进而入主招商局，成为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1917年出生的袁庚，到招商局任职时已经年逾花甲。这个年龄，应该是开始享受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的时候了，仕途进退和功名利禄应该早就是过眼云烟了。这个年龄，还有机会、有能力做事的人，要么不做事，要么有志去做一番大事。就在中国改革开放最需要袁庚这样的人的时候，袁庚来到了蛇口。

袁庚到蛇口是为香港招商局寻找商机。招商局这家曾经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商船队的航运巨头，在100多年后袁庚接手的时候，已经“连一条船也没有”了。当时，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环球航运包玉刚、东方海外董浩云、万邦集团曹文锦和华光航业赵从衍号称“香港四大船王”。其中，包玉刚拥有的船吨位有1300余万吨，董浩云的船拥有1100余万吨的吨位。这两位华人船王在世界“七大船王”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董浩云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他的信念是：“地球表面34是海洋，我们应该有雄心征服海洋。”包玉刚从购入一艘旧船开始，最终登上世界船王的宝座，成为香港传奇的代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面对香港航运业的蓬蓬勃勃，再看香港招商局的萧条败落，袁庚深受触动，决心放手一搏，为招商局再创港口和航运事业的辉煌。蛇口，就是他反复比较后，为香港招商局选定的创业基地。

蛇口离香港近，这点很重要。与香港一水之隔，乘快船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香港的招商局总部。这对于沟通国际航运信息、有效开展企业管理，是个可以接受的时空距离。

蛇口土地便宜，这是最重要的。袁庚到招商局就职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港岛中央商务区贷款买了一座24层的写字楼，便再也没有能力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买地建工业区了。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也曾到澳门找地，试了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而蛇口的工业用地，便宜到几乎只需要付出开发成本。

1978年10月9日，袁庚在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明确提出要在邻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袁庚来到当时国家副主席李先念的办公室。他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接着，他拿出地图请李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热情正炽，具体操作正待破局。李副主席对于招商局的开创性设想非常支持。据说，他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画，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足有30多平方千米，心里估算了一下，默默感叹道：“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多平方千米的地，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千米，开发了约300亩的区域。（1）这就是当年的蛇口工业开发区。

“香港第一课”

袁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但他不乏商人的精明。

晚年的袁庚曾经说过，当初没有接受李先念副主席划的整个南头半岛是一个遗憾。但是实际上，袁庚既不是没有“经略天下”的宏大理想，因为他在“蛇口试管”里做的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谦谦君子。袁庚是经过精明务实的商业算计才做出的决定。当时开发1平方千米大约需要投入1亿元，南头半岛36平方千米，光土地开发就需要30亿到40亿元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国家没钱投，银行贷款需要信用，招商引资谁信你？当年蛇口开发初具规模的时候，袁庚拉了很多港商到蛇口考察，为了增加好感，每位提供15元一份的盒饭。港商们口头上都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吃完盒饭，剔完牙，坐船回香港，如泥牛入海再没消息。如果袁庚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上马，周转不过来了怎么办？项目失败，国家的宝贵资金打了水漂怎么办？重回秦城监狱里去吗？经过商业算计，袁庚最后只接受符合商业预算的开发体量：2。14平方千米。站在企业运营的角度看，这是符合商业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庚并不浪漫，而是非常精明务实。正是因为袁庚的精打细算，后来的蛇口开发虽然也起起伏伏、困难重重，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了。

袁庚的精明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学习得来的。

袁庚刚到香港时，招商局还是租房办公，租金昂贵，很不划算。于是，袁庚首先张罗银行贷款，为招商局买楼。经过艰难的谈判，一栋位于港岛干诺道上24层的大厦以6180万港元的理想价成交。买卖谈成了，袁庚依“常理”热情地邀请卖主一起吃午饭庆祝。无奈卖主怎么也不肯去酒楼吃饭，坚决要求尽快到律师楼把相关手续办好，以拿到定金。最后，大家只是简单地吃了河粉、面条等快餐。期间，香港卖主就要求袁庚下午两点“一定”“准点”“无论如何”赶到律师楼，交付2000万港元的定金。当天下午两点，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这位香港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事后袁庚才了解到，当时香港已经实行每周双休，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元的3天存款利息。按照当时香港的浮动利息，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对比内地同志的慢条斯理，没有时间观念，没有理财观念，不少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的常态，袁庚被这个香港卖主深深地触动了。后来每每忆及此事，他总是说：“我们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真正把时间当作了金钱。”这就是袁庚初到招商局的时候学到的“香港第一课”。

香港是个世界性的商业大都会。只要虚心学习、用心领悟，处处都能学到商业社会的真谛。袁庚不但向银行家学习，向企业家学习，他也向保姆、菲佣学习。《袁庚传》的作者、深圳著名的调查记者涂俏就曾听袁庚谈起过一个有趣的话题：内地人工便宜，香港人工很贵，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花几百块钱请内地保姆，却要每月支付3750港元在香港请一个菲佣呢？因为菲佣专业、敬业、效率高。彼时间，“**”刚刚结束，内地的人们对时间、金钱、效率，不是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抱着可能完全错误的成见。袁庚的香港商业启蒙课，比起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学得早一些。

“蛇口实践课”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