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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业救国 第九章 我的资金我的痛（第1页）

第四部分实业救国第九章我的资金我的痛

募集资金比登天还难

《马关条约》除了割地之多、赔款之巨让人震惊外，还有一条甚至比割地赔款对中国的危害还大。该条约规定，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机设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

从表面上看，这是通商口岸向日本人开放，实际上，列强各国通过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利益均沾的条款，都可以让中国从此成为藩篱尽撤的裸国。再看一眼大清的现实状况，“外洋之工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我国”，无论从资本雄厚的程度、技术先进的程度，大清都不是能跟外洋各国在一个级别上PK的对手。这一条款的恶劣程度，如果对一个人来说，就叫“剥肤之痛”。把活人的人皮活活剥掉，那个人该有多么痛苦。

1895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张謇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陈述了一个设想：发展工业、富民强国。

这年夏天，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张謇又向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自己想实业救国。说白了，就是发展工业、富民强国，从我张謇做起。张之洞听了，十分赞赏他的这个“从我做起”的想法。

为什么张謇的想法从先前的军事救国变成经济救国了呢？或者说，为什么张謇从当初反李鸿章，现在却变成洋务运动的支持者、追随者呢？其实，人的思想转变，有时非常简单，有时又十分复杂。张謇发生这一重大转变，当然不是因为他父亲去世，至于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先前有过做生意的经历，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促使他要下海经商，这个复杂无比的难题，可能要留给读者们去细细探究了。

这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张之洞出面，委派张謇创办通州实业公司，他的工作职责是总理通海一带商务。本来多少有些商业头脑的张謇，这次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具体来说，就是着手创办一家纱厂。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原因只有一个——通海一带是“亚洲产棉胜处”。

这一工作迅速开始落实，纱厂的名字不久就取好了：大生，取意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然而真正实施起来，张謇发现，这绝不像文化人取名字那样简单，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其艰难曲折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1895年的冬天，张謇开始着手办厂的第一项工作——募集资金。办厂的第一件事是要有钱，大量的钱。既然张謇的大生纱厂定性为商办，那么清政府就不会出钱，而张謇本人除了那个状元的光环，口袋里实际上是瘪瘪的，啥也没有，可以说是穷光蛋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祖上没有给他留下钱财，他还算不上是富二代，也没有当什么大官，只是在天子脚下转了一圈，除了一点可怜的工资，啥收入都没有。

手里没有钱，清朝官府又不拨款，该如何办？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向有钱人集资。

到1896年的冬天，经过长达一年的劝说，既有清朝官府出面劝导，又有董事们四处奔走游说之后，张謇发现了一个事实：天底下到处都是拥有良田数万亩的大地主，然而这些人却全部采取同一个动作——推托。

为什么有钱的人捂着钱袋子不愿意出钱呢？这难道不是一个明摆着能赚钱的项目吗？其实，天底下所有的有钱人都是精明人，不精明的人也成不了有钱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摆在精明无比的财主们面前：张謇虽然是状元，但他以前没有办过纱厂，可能只是个书呆子。差不多所有的富人都紧紧捂住自己的钱袋子，然后用一种眼光盯着他，这道眼光叫不信任。

没有人愿意入股，即使有勉强入股的也不肯多出银子，比如有的人出了37两白银，已经算是给他张謇天大的面子。“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张謇身陷募集资金的难题里，他应该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当时他发出深深的感叹：“通州风气未开，见闻固陋。”

在通州集资入股的活动，就这样在忙乎一年之后宣告失败。张謇飞快转动脑筋，终于想到了第二个办法。既然咱们通州家乡的风气未开，那到风气开放的上海去集资不就行了吗？犹太人不是有句话：穷人堆里是赚不到钱的，只有在有钱人的人堆里才能赚到钱。这个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令张謇很兴奋，他来到上海，一待就是几个月。

表面看来，这项工作在上海有了很大进展，因为在这里他最后找到了六位有钱人来当厂子的董事：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郭茂芝、潘鹤琴、樊时勋。

经过商量、策划之后，六位董事集体通过了让人心动的集资方案：沪董三人（郭茂芝、樊时勋、潘鹤琴）负责在沪筹集资金40万两，通董三人（沈敬夫、陈维镛、刘桂馨）负责在通州等地筹集资金20万两。

为了让董事们对“通州办厂”这个项目充满信心，从而更有力地说服潜在的股东，张謇特地一一邀请他们来通州实地考察，重点推介通州离通扬运河、长江港口很近，交通很方便。张謇的游说，至少让这六人发出同样的赞叹：这里一定是、必定是，也的确是办厂的风水宝地。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1896），在六位有钱有势有身份的董事们奔走相告去通州办纱厂一定能赚钱的时候，一个恐怖的景象在所有人的面前突然出现——纺织行业出现了全行业塌市，上海的码头、货栈里，积压的外国纺织品堆得像山头那么高。面对塌市难题，洋商们全部采取同一个动作：降价销售。这些动作的结果是另一番更加恐怖的现象发生：大清的民营纱厂因为资金困难，扛不住这番折腾，纷纷倒闭。

沪董们个个都是精明无比的商人，之所以拥护张謇，目的只有一个——利用张謇来赚钱。没有什么振兴民族工业、企业救国之类的思想境界，现在一看势头不对，立即行动起来，将原来商定集资40万两大幅度缩水，一缩为25万两，再缩至16万两，连原来计划的一半都不到。要只是数字上缩缩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集资这件事被慢慢拖着，一拖就是三年。三年之后，结果出来：张謇没有收到他们一文钱的集资款。

通州董事们的集资情况也不见得比沪董好到哪里去。

现在，张謇睡不着觉的时间到了。用他自己日记里的话说，就是“彻夜不寐，绕屋而走”。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纱厂商办”的想法到此宣告彻底失败。三年的工作完全白费，所有磨破的嘴皮子打了水漂。天哪，如果这三年去打工，还能赚上不少钱吧。而他这三年的收入是零。

事业人跟打工人不一样。如果张謇是打工人，肯定立马去上海或北京打工去了，而事业人是有事业心的，也叫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就在别人看来张謇这样玩下去一定会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张謇再一次努力地想，拼命地想，似乎又想到了另一条可能通向成功的路子。

三位“资本家”大忽悠

张之洞、刘坤一是曾经的清流派，现在已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张謇想出来的新办法是向这两位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求助。求助很快就有了结果，张、刘两人嘴上答应支持张謇。接着，两人又拿出实际行动：用手上一批原价70万两的纱锭，现作价50万两，作为官本入股。

当然，有一个秘密他们俩没有告诉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