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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优选择是能实现的最优选择（第1页）

次优选择是能实现的“最优选择”

次优选择，有时又被叫作“最不坏的选择”，就是在限定的条件下，如果无法找到最优解，那么就选择损害最小的那个，也就是古话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

西蒙有句名言：“最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期待最理想的事物，最美好的目标的实现，此乃人之常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囿限，“不如意事常八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追求理想最大化，期望值定得高不可攀，往往会落空。实际上，人们都在不自觉地实践次优选择。

比如，高考就是一种次优选择。高考肯定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它存在着认分不认人、一刀切、太过机械化等诸多缺陷。但就现阶段来看，相比其他评价机制，高考却是“最不坏的制度”，也是相对最公平的制度。

地区、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是我国的一大现实国情，如果采取其他的评价方式，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地区，如农村的学生很可能会面临无学可上或者无名校可上的困境，这就使教育在实质上失去了促进社会垂直流动、保持社会活力的本义。

如何避免这一最坏的结果发生？不得不承认，“一刀切”式的高考反而是最有效可行的制度，因为它能在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内，构筑起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从而保证大多数人的机会平等。

反观研究生考试，相比高考采用了更多元、更丰富的评价标准，面试、推荐、保送、直博等，这些固然使其选拔机制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但同时也让它们自身始终笼罩在“关系”“潜规则”等阴影之中。

再比如，火车票低价是一种次优选择。薛兆丰教授曾经撰文提出，春运票价过低造成举国浪费，应充分提价。他认为，要治理春运出现的乘客长时间排队、黄牛党猖獗和火车站混乱等现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火车票充分提价。

在薛兆丰教授看来，对任何商品，人们的需求都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

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薛兆丰教授说的不过是常识而已。价格上去了，需求就会下降，也符合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可是，这种缓解是以增加特定人群的返乡成本、降低部分民众的社会福利为代价的。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旅客虽然比较辛苦，但终究能在不增加车票成本的前提下回家过年。铁路运输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旅客要求，但运输收入总体还能实现大幅度上升，且因不提价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因此，火车票不提价其实正是公共政策在公平与效率充分博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均衡，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和“充分提价”相比，却是“最不坏的选择”。

既然选择无法实现最优，只能选择最不坏的那个。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努力追求完美的生活了呢？

首先，“次优”并不是差的选择，而是限于客观条件无法达到最理想状态下的第二好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容易达成，更不意味着不需要努力。

其次，我们生活中总是会赞美那些具有完美主义的人，但是所谓的“完美”，往往也隐藏着很多无奈和取舍。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被别人称为“完美主义者”。可事实上，这种描述并不准确。更为准确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他们是更接近完美的人，并且他们一直在努力”。

比如，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就总是被称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断追求完美是事实，可前提是他不仅有能力而且还坚持不懈。在拍完《泰坦尼克号》之后，为了拍《阿凡达》，他准备了14年。为了追求完美的3D效果，他耗资1400万美元与日本索尼公司的研发总部合作开发出他理想中的拍摄设备。而且，为了最终能够拍好《阿凡达》，在此之前还先拍了另外一部3D电影《地心游记》当作练手。

即便之前的《终结者》大获成功，在拍《泰坦尼克号》的时候，严重的超支已经令他在好莱坞失去信用，乃至于他要以“放弃片酬、只拿版税”，才得以获得更多资金将《泰坦尼克号》拍完。《泰坦尼克号》大获成功，才使卡梅隆有资本、有能力拍摄后来的《阿凡达》。即便如此，他也耗费了14年时间。

好莱坞的另外一个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也被称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为了追求影片《盗梦空间》的完美效果，准备了10年。为了使自己真正驾驭宏大场面，在《盗梦空间》之前，连续拍了两部《蝙蝠侠》：《开战时刻》与《暗黑骑士》。在确定自己的驾驭能力之后，才敢追求《盗梦空间》的完美效果。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大导演，也一遍一遍地在各个场合重复那句名言：“电影是缺憾的艺术。”

没有人能够做到完美，我们至多能做到接近完美，或更接近完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时时刻刻忍受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否则任务根本无法完成。就算最终完成，结果也常常是不完美的，缺憾必然存在。再往大了一点说，生活本身就不完美。谁的生活不是磕磕绊绊？谁在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丝丝遗憾？现实就是如此，不接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