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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诸葛亮的南征北伐 不辱使命的邓芝（第1页）

十七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不辱使命的邓芝

刘备死后，十七岁的刘禅登基称帝，他是蜀汉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刘禅没有父亲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也看不出聪明过人的样子，他虽是皇帝，但蜀国之政事，无论巨细，都由诸葛亮决断。因此，这一时期我们或可称之为“诸葛亮时代”。这时的诸葛亮身兼丞相与益州牧，被封为武乡侯，权倾蜀国。

位高权重，意味着责任也重。蜀汉政权的根基，较之魏、吴原本就显得脆弱，加上夷陵之败、刘备之死等一系列事件，政权更是摇摇欲坠，后来诸葛亮回顾时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继汉嘉郡黄元叛乱后，南方大规模叛乱接踵而至。

南方叛乱的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部分土地。首先是益州郡酋豪雍闿（kǎi）起兵，他杀死蜀汉任命的太守正昂，投降吴国交趾太守士燮。士燮原是岭南的土霸主，拥有七郡之地，曾被曹操封为“绥南中郎将”，后归附孙权，被授“左将军”之衔。蜀汉政府又任命张裔为新的益州郡太守，张裔刚刚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成为阶下之囚，被雍闿捆绑着送往吴都。孙权十分开心，遂以雍闿为永昌太守，让他率部夺取永昌郡。

面对叛军的嚣张气焰，蜀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反击之力。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等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封锁边界，婴城固守。雍闿虽挂了个永昌太守的职，但未能攻下永昌，不过此人能量不小，他指使同乡孟获煽动各地蛮夷造反。大家知道，滇、黔一带自古以来少数民族众多，汉代时称之为西南夷。从两汉历史来看，西南夷对汉政权时而归附，时而背叛，反复无常。特别在汉帝国动**之时，西南夷总是闻风而动，成为一大隐患。刘备死后，西南夷更加轻视蜀汉政权，在孟获的鼓动下，纷纷扯起叛乱的旗帜。

除此之外，牂（zāng）牁郡太守朱褒、越巂郡夷王高定等人也见风使舵，起兵响应雍闿。

新兴的蜀政权风雨飘摇，对诸葛亮来说，这是考验他治国能力的时刻。

是出兵平乱还是休养生息？

诸葛亮审时度势，确立了休养生息的战略。在封建时代，统治者的才能往往左右国家的兴衰，刘备去世之所以引发大规模叛变，正是因为大家怀疑继任者的能力。蜀汉帝国要恢复元气、治疗战争创伤，这些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比较安定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诸葛亮深知，在此危急时刻，切不可轻启战端，否则稍有不慎，将危及国之根本。

蜀国的军事力量在夷陵之役遭到重创，武力的恢复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一个国家的军事与国力是分不开的，治军的前提是治国。要收拾这么个烂摊子确实不容易，外有魏、吴两大强敌窥视，内有南方叛乱的蔓延，诸葛亮要从哪里下手呢？

诸葛亮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针，这三管分别是政治、经济、外交。

政治就是内政治理。

在刘备生前，诸葛亮行事比较小心谨慎，尽管他从严治政，但对于骄横跋扈的将领以及地方豪强还是有所顾忌的。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大权在握，可以雷厉风行地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对此，陈寿有过一段评论：“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治政的一些特点。他极力纠正刘备时代政事宽疏之弊，实施赏罚分明的政策，有犯法者“虽亲必罚”，是比较严厉的。但陈寿也指出，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为什么没有人抱怨呢？第一，他虽重视法制，却和商鞅不是一路，商鞅只求效用，不讲道德，而诸葛亮本质上奉行的仍是儒家思想；第二，他用法虽严，却能体现公平的原则，无论亲疏一视同仁；第三，他一心为公，没有私心。所以百姓们对他既畏且爱。陈寿把诸葛亮比作管仲、萧何之类的人物，依我之见，比作管仲是对的，比作萧何则勉强些。萧何虽是西汉开国名臣，但他的权力从来没有管仲、诸葛亮那么大，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自己的主张。

诸葛亮在军事上采取保守政策，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蜀国的核心地带是四川盆地，天府之国，在农业上很有潜力。南方叛乱后，诸葛亮封锁各关隘，避免叛军突入，保护农耕区的生产安全，大力发展农业。经过几年的努力，百姓生活安定了，粮食储备也日渐充足，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为军事力量的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外交政策上，更可以看出诸葛亮大政治家的风采。

魏、蜀、吴三国的关系非常微妙，魏与蜀之间基本上是敌人，两国外交没有回旋的余地，吴国则不断地摇摆于魏、蜀之间。曹操南征荆州，大有一战统一中国之势，孙权不得不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保住了东南半壁，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然而，孙权与刘备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二人很快就因为荆州的归属反目成仇。孙权趁关羽北伐之机，与曹操勾结，擒杀关羽，夺回荆州，彻底和刘备决裂。当刘备全力东征时，孙权进一步倒向魏国，上表称臣，以防两面受敌。不过，孙权称臣于魏只是权宜之计，击破刘备的入侵后，他便原形毕露，这惹怒了曹丕，魏国兵分三路进击吴国。迫于战争的压力，孙权积极调整与蜀国的外交策略，派使者向刘备示好，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蜀国与吴国互通使臣，关系稍为和缓。

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诸葛亮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即蜀与魏的矛盾，至于蜀与吴、蜀政府与南方叛乱集团的矛盾均属于次要矛盾，这是诸葛亮比刘备高明的地方。与吴国实现外交正常化，建立统一阵线，共同抗击曹魏，这对蜀国是最有利的。

不过，要与吴国建立正常邦交，诸葛亮面临的困难很多。

首先，这与先帝刘备的战略方针相违，刘备生前与吴国互通使臣，乃是因为魏军大举南下威胁到蜀之安全，并非真心实意与吴国媾和，最明显的例子是互通使臣后，刘备还写信威胁陆逊；其次，蜀军在夷陵之战中死者甚众，这些战死沙场的将士背后对应的是无数的家庭，他们必不肯答应与吴结盟。因此，与吴国结盟，是一个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勇气的想法。

诸葛亮有智慧，也有勇气，但要实现这个想法，他还需要一个智勇双全的使节。

很快，一个合适的外交人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