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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蜀功臣的悲剧退场 从不可一世到死于非命 01（第1页）

灭蜀功臣的悲剧退场：从不可一世到死于非命01

邓艾是三国晚期最出色的将领、灭蜀之役的头号功臣，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临近。“功高震主”者多半没有好下场——你有灭掉一个国家的能力，当权者不防你防谁呢？为大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战神白起最终被赐死，为大汉打下半壁江山的韩信难逃被诛的命运，这就是明证。当然，历史也有例外，东汉光武帝打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魔咒，生平未杀一功臣。不过，寄希望于遇到光武帝这样的明君，还不如急流勇退，求田问舍以求自保。

然而，邓艾并没有选择急流勇退。

这是人之常情。

在前蜀国这片土地上，他已然成为太上皇，呼风唤雨，春风得意。邓艾毫不掩饰自己的骄矜之气，在他看来，自己不但是蜀国的征服者，也是蜀人的救星。邓艾没有采取血腥屠戮的手段对付被征服区的人民，而东汉初期名将吴汉征服川蜀公孙述政权后，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与吴汉相比，邓艾无疑更具人道主义的精神，他不无骄傲地对蜀地士大夫们说：“诸位幸好遇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若是遇到吴汉之流的人，早已被消灭了。”

这是大实话，邓艾的宽厚仁慈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司马昭看来，邓艾却是个危险十足的人物。

别看司马昭堆起笑容授予邓艾最高级别的赏赐，又是提拔为太尉，又是增邑二万户，实际上，他对邓艾的独断专行十分不满。根据司马昭最初制定的战略计划，灭蜀之战的主力是钟会，而不是邓艾，邓艾的任务只是牵制姜维兵团。邓艾实施千里大跃进的冒险战术，并非出于朝廷的计划，而是自作主张。从春秋到东汉，军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因为前线敌情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不可能什么事都按计划来，必须见机行事，不能事事请示朝廷。然而，这是一个叛乱迭起的时代，三次淮南叛乱，叛乱者无一不是手握重兵的将领，谁将是下一个叛乱者，司马昭心里能有底吗？

不错，邓艾是灭蜀第一功臣，但谁能担保邓艾不会是另一个诸葛诞呢？邓艾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一名将领的权限范围。灭蜀后，邓艾自作主张，授蜀汉后主刘禅为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余蜀汉官员都成了邓艾的部下。您瞧瞧，邓艾这架势，不是活脱脱的蜀汉太上皇吗？

邓艾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司马昭对他已经有了戒备之心，他意犹未尽，上了一道书，提出不战而屈东吴的战略主张。这道上书是这样写的：“兵法中有一计叫先声后实，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大举用兵。如今我们挟灭蜀之威进攻吴国，吴国势必举国震恐，这是一举消灭敌人的良机。”乍一看，邓艾是主张一鼓作气消灭东吴，不料他笔锋一转，继续写道：“不过，伐蜀之战后，将士已经疲惫不堪，不能马上用兵，应该暂且缓一缓。我建议留下两万名陇右士兵以及两万名蜀兵，煮盐炼铁，以备军事农事之用。同时大力制造舟船，为顺流而下攻取东吴做准备。”

我想司马昭读到这里一定会警惕，既然对东吴用兵应该缓缓，你邓艾留下四万人马要干什么呢？再往下看看邓艾写了什么：“接着，我们可以派遣使者出使吴国，晓以利害，想必吴国会归顺，这样就能不战而定江东。为了招吴帝孙休投降，应该厚待刘禅，把他封为扶风王，赐给财物并提供服侍左右之人。扶风郡的董卓坞可以当作刘禅的宫舍，封他的儿子们为公爵侯爵，把郡下诸县作为他们的食邑，以显示归顺所得到的荣宠。同时，开放广陵、城阳两城，以接待归顺的吴人，如此一来，吴人势必畏威怀德、望风而降。”

邓艾的主张，是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武力为威慑手段，一方面以高官厚爵为招抚诱降手段。然而，邓艾却只字没有提到钟会，要知道钟会拥兵十万，要攻取吴国，难道把钟会撇在一旁吗？显然，邓艾希望朝廷召回钟会的十万大军，自己则留下来，继续经营川蜀。

这封信令司马昭大为不快。要如何处置刘禅，朝廷说了算，几时轮到邓艾指手画脚呢？邓艾不过是一员前线将领，有什么资格来封刘禅为扶风王呢？有什么资格封刘禅的儿子为公爵侯爵呢？有什么权力向东吴开放两座城池呢？莫非邓艾想割据滇蜀，与朝廷叫板吗？

很快，司马昭指示监军卫瓘警告邓艾：“有什么事应该及时上报，不宜马上施行。”很明显，司马昭对邓艾的先斩后奏已深感不满。

然而，邓艾显然缺乏政治敏感，他虽意识到司马昭的不满，仍执意为自己辩解说：“我秉承旨意授予他们官爵，安抚刚刚归附之人，这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坐等朝廷的命令，使者往来于路上，就得耗费许多时间。《春秋》说：‘大夫在外，倘若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独断专行也是可以的。’吴国尚未归降，势必会谋求与蜀国势力联合，所以我不能拘于常理，失去最好的时机。俗话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邓艾虽然没有古人的节义，却也不至于损害国家利益。”

邓艾不辩解还好，越辩越黑。我相信邓艾的做法是出于公忠体国，但司马昭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邓艾公然认为自己独断专行是对的，是想拥兵自重、要挟朝廷，有谋反之野心。

事实上，真正想谋反的人不是邓艾，而是钟会。

钟会为什么想谋反呢？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前蜀国大将军姜维。

蜀国灭亡后，姜维被迫向钟会投降。钟会虽是平蜀名将，本质上是文人与清谈家，虽掌兵十余万，兵营之内却没有人可以畅所欲言，直到姜维到来。姜维爱读书，文武双全，钟会总算遇到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志趣的人，故而对姜维另眼相待，二人没事就喝酒聊天，高谈阔论，甚是畅快。久而久之，钟会便把姜维视为知己，倚为腹心。

不过，姜维有自己的算盘。堂堂蜀国大将军，怎么会甘心充当小角色呢？他亲近钟会，无非逢场作戏，真实的目的是要利用钟会，实现复兴蜀汉的理想。

复国大业，从哪开始呢？

姜维的第一步计划，就是离间钟会与朝廷的关系。

某日，姜维趁左右无人时，悄悄对钟会说：“自从淮南兵变以来，我听说阁下出谋划策，绝无失误。晋公司马氏能够有今天的权势，全是您的功劳。如今您平定蜀国，声威震动天下，民众颂扬您的功劳，主上则畏惧您的谋略，功高震主，您还认为可以平安返回吗？依我之见，不如效法陶朱公泛舟湖上，过上隐居生活，不出人头地，这样大概可以保全名声与性命吧。”

陶朱公就是范蠡，他本是越王勾践的谋臣。当年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灭了吴国，范蠡是有大功劳的。然而深谙人性的范蠡认为君主可共苦不可同甘，故而急流勇退，跑到太湖边隐居了。事实证明范蠡的选择是明智的，越国另一位功臣文种栈恋权位，最终被勾践杀了。

姜维说这些话，表面上是劝谏，实则是激将法。姜维对钟会太了解了，钟会自视甚高，自以为谋略无人可及，又有政治野心，充满对权力的渴望。这种人，你让他泛舟湖上，安心当隐士，怎么可能呢？

当姜维说到“功高震主”时，钟会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的脸本来就白，现在血色全无，半晌后他才说：“您扯得太远了，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从现在的形势看，还不至于如此。”

钟会心里盘计，蜀国虽灭，吴国尚存，魏国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鸟未尽，兔未死，司马昭不至于在此时干出烹狗、藏弓的事吧。

姜维说道：“阁下智慧超群，其他的事也用不着我多说了。”这是给出一个暗示，不想急流勇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文种那样，被主上给杀了；要么像司马懿那样，把权力夺过来。

我们这些普通人读史，常常会困惑于一件事：身处权力顶端之人，活得那么滋润，何苦拿脑袋去赌虚无缥缈的权力呢？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人每往高处走一步，他的心就无法回到低处了。这就像一个人骑了摩托车就不愿骑自行车，开了汽车就不愿开摩托车，住了大房子就不愿住小房子，有了电梯就不愿爬楼梯。同理，一个陶醉于权力幻影的人，很难退回到无权无势的生活，能够像范蠡这样急流勇退的人，历史上实在太少了。权力场上时刻暗流涌动，一旦卷入旋涡之中，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姜维说的这些话，在钟会看来都是肺腑之言。从这以后，他更把姜维视为自己人，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亲密无间。

自诩聪明过人的钟会决心牢牢掌握自己命运：只要我有兵权，司马昭能奈我何？

不过，钟会若想据蜀谋反，就必须先铲除邓艾。

钟会与邓艾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伐蜀之战中，钟会是远征军总司令，麾下十几万大军；邓艾仅有三万人马，且是助攻的偏师，结果邓艾抢下灭蜀首功。战后邓艾迁为太尉，食邑两万户；钟会迁为司徒，食邑一万户，只有邓艾的一半。在邓艾耀眼的光芒下，钟会黯然失色。

如今钟会心怀异志，邓艾更成为他的眼中钉与绊脚石。尽管钟会自认为智谋天下无双，但论起带兵打仗，还是不及邓艾。单论军事能力，整个魏国恐怕也没有人超过邓艾。邓艾是继司马懿之后的又一名将，他多次挫败姜维的北伐，在灭蜀之战中出奇制胜，七百里奔袭创造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不仅如此，邓艾的地位也在钟会之上，他控制成都，独断专行，几乎成了川蜀的土皇帝。

要对抗朝廷，钟会首先得除掉邓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