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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才01（第2页）

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

之后，西塞罗更把这句话浓缩为“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对此，歌德也这样说：

在我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

当我被灾祸胁迫时，诗的火焰才会炎炎燃烧。

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

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

对于以上这几句话，可以有以下解释。

意志本身是专横霸道的，它强调对智慧的原始支配权，而智慧方面有时会感到不耐烦、不对劲，因此就会抽身逃出其支配。离开那些讨厌的意志后，智慧为了排遣气闷走向外界，此时它的精力会比以往更为强大，也变得更客观了。天才之所以会伴随忧郁，就一般情况来观察，是因为智慧之灯越明亮，越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于是天才发现我们竟是如此的悲观和可怜，遂兴起悲哀之念。天才被认为是悲哀的象征，他就像整天都被乌云覆盖的勃朗峰顶（3），但是偶尔乌云忽然散去，尤其是在晨光熹微时，那时朝曦染红峰顶，穿越云际，景色之美，令人心旷神怡。同理，忧郁的天才有时也会露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领略的特殊快活，这种快活是由精神最完全的客观化所产生的，所以我们才说：“悲中有乐，喜中含悲。”

庸俗作家显得俗不可耐，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强固地联结在意志中，被控制得死死的，只有在意志激励之下才会活动，所以他们的行为思考等全是为个人的目的。为此，他们大量创作粗劣的绘画、低级的诗文、浅薄荒谬的哲学，甚至为了攀交达官显贵，不惜昧着良心写出歪曲事实的学说。这些人，充其量只是剽窃他人作品的一言半句，却不能把握其作品的核心，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皮毛而已。但是，无知的他们还会自以为得到了人家的全部精髓，甚至夜郎自大地以为自己已凌驾于一流作家之上了。

如果他们遭到彻底的失败，他们中的多数又会想，若以自己的善良意志必可达到预期的目的，殊不知，正是此善良意志使他们不能达到目的，因为艺术、文学、哲学等的创作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目的，作者就无法贯注全副心神了。有一句俗话说，“自己挡在光线之前”（自己打扰自己之谓），这正是这类人最好的写照。只有智慧摆脱意志的支配和计划得以自由活动，才能让人有产生好作品的力量。上述这类人连这基本条件都全然不知，还谈什么文艺、哲学？不过也幸而还不知道，否则，他们恐怕会失望得自杀。而且他们所说的“善良意志”是道德问题，艺术是不讲究这一套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能力”，不论哪一方面的艺术，作者是否能认真地创作才是最紧要的。一般人所努力的对象，几乎都是关于自己和亲人的幸福，他们也许有这方面的能力，但却没有做其他事情的力量。因为一切故意的努力或企图，都不能给予我们诚挚、深刻和真正的认真，也不能作为它们的补充，说得正确一点儿，就是不能取代它们。

“真挚”这个东西，是自然盘踞的场所，绝不会往别的地方移动。若不对任何事情辅以“认真”，就绝不会有太大的成就，正是因此，天才不会对自身幸福有太多牵挂。我们在物体之上放着铅锤，由它决定重心位置，但我们也随时都可把它拉回来，同样，人类的智慧和注意力也随时可回复到真正的认真。天才就是这样，他的认真不是针对个体或实际事物的，他对这些事情都漫不经心地应付，但会埋首追寻世界和事物的真相，研究它的最高真理，或者苦苦思索应以何种方法使它再现。

走出个体进入客观世界的那种认真，是人类的天性所无法了解的，是不正常的现象，是属于超自然的。但正是因为这种认真，才显出天才的伟大。对这些人来说，艺术、文学、思想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其他的人则只是以之为手段来追逐自身的利益，并且他们对这些方法还颇有心得。他们懂得阿附时流，能够迎合大众的要求，因此他们能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为客观目的牺牲自身幸福的天才则多半陷于困境，一生潦倒落魄。

凡人的渺小，天才的伟大，其分际在此，天才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永恒的价值。但他们作品的价值，只有在后世才能被发现，而平庸的人会和时代共生共死。一般伟人所注目的，不论是实际事物还是纯理论事物，都不是为求一己之私，而是为追究客观的目的，这个目的也许会被误解，也许会被视为一种犯罪，但依然不失其伟大。

不论任何情况，不为自身打算的精神都是伟大的。反之，处处为自己着想的人是卑微的，因为他所认识的、所看到的，只局限于“自己”这个小圈子，而伟人是从全体之中来认识自己的。可以说，前者是生活在小小的空间中，后者则是在广大的宇宙中生存，正因为如此，“全体”对天才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描写、说明它，或因为打算在其间做实际的活动，他们要努力去理解它，因为他们知道“全体”和他们深具缘分，也知道“全体”与他们的密切关系。

如此把自己追求的范围弘扬扩大，人们才认为他们是伟大的。所以，那些“崇高”的真英雄和天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违反自己的天性，他们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不为自己筹谋，而是为全体人类生活着想。那些争逐小利，斤斤计较小节的大多数人，不能成就伟大事业的道理也就变得明显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变得伟大起来。

不论哪一位伟人，也往往有以个人为着眼点的时候，换言之，也往往有当小人物的时候；任何英雄，在他的侍从看来，也有表现得并不英雄的时候。但如果你以为那些侍从没有评价英雄的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有关这问题，歌德在他的小说《亲和力》第2卷第5章中有描写，这本小说的女主角欧蒂莉叶也有这样的看法。

歌德说：“天生是天才或想当天才的人，可在天才这东西中，发现自身最美的生存。”做一个天才，也有他的报偿。当我们瞻仰过去的伟人时，并不会想：“这个人到现在还被我们赞美，是多么幸福啊！”相反却想：“他所遗留的业绩，影响人类这么多年，多么光荣啊！”

伟人的价值，不在他的名声，而在造成他名声的原因，至于他的快乐，则在于产生“不可磨灭的种子”。所谓身后名，他本身是完全不知道的，从这个事实来看，那些引经据典、吹毛求疵地想证明伟人无价值的人，是那样的愚不可及，他们就像是看到邻居房里堆满蛎壳，虽然心里羡慕得很，却要找出一大堆证据大发蛎壳的全然无用论。

以上所述天才的本质，其实就是原本应为意志服务的智慧脱离自己岗位时的自由的活动，很显然，它是反自然的现象。所谓天才，可说是有“不忠实于本务的智慧”，天才之所以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原因也在此。我们现在且把天才和智力远比他们低的人两相比较，便能很容易地观察出天才的不利之处了。

常人的智慧为意志所支配所束缚，只能因“动机”而活动。我们可以把意志这东西比作一大把穿在木偶上能使木偶活动的铁线，而凡人就像木偶，他们的一生之所以枯燥无味、严肃认真，就是因为有意志的操纵。动物也如此，它们冷冰冰地煞有介事，从不露出笑容。那种所谓的认真，越是高级的生物就越严重。然而，从意志解放出来的智慧之主——天才，就像著名的米兰木偶戏的操纵者，舞台上能够感知一切的只有他一个人，希望暂时离开舞台到观众席上看戏的也只有他一人。

我们说天才是熟虑的原因即在此，即使是具有非常的理解力和富于理性的所谓“贤人”，也不能在这点上和天才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他和天才相差甚远。贤人的智慧是用于实际方面的，他熟习最好的目的和最便捷的手段，因此也是在为意志服务，顺其天性，这就是他和天才相异的地方。他们不会放弃让智慧为意志所用，也不会迷惑于无关意志的事情，更不容许智慧和意志分离。

伶俐的头脑也罢，优秀的头脑也罢，所谓适合大企业的头脑也罢，都是客体使这些人的意志旺盛的结果，他们的头脑不停地探究客体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所以他们的智慧和意志也就坚实地联结着。相反，天才的头脑为了要客观地看出世界的现象，就要像置身事物之外似的只把现象本身当作观想的对象，所以天才的意欲会被逐出意识之外。

行为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差异，关键就在于此。创作能力的认识要客观、深远，这两种性质要以智慧和意志的完全分离为前提；相反，行为能力的认识则须具有应用知识的能力及沉着、果敢等的条件，这些能力要遵奉意志的命令才能产生。

如把智慧和意志之间的羁绊解开，智慧就会脱离自己的自然使命，忽略自己本该为意志服务的职守。例如，沉湎于绘画的人会自顾自地欣赏画作，反而对迫在眉睫的灾难却毫不理会，以致给个体带来危险。富于理性或理解力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会永远坚守着立场，顺应境遇的要求，所以这类人不论在任何场合的决定和行为都必定是得体的，绝不会像天才那样，经常有脱轨的行为或失措、荒唐的举动。天才之所以做出那些事情，是因为他的智慧不肯专做意志的指导者和看守者，而要求进行纯客观的思考。

以上，我是以抽象的说法来说明这两种能力相互间的对立关系的，而歌德在他的剧本《塔索》中做了更具体的说明，剧中的塔索和安东尼奥就分别是那两种能力的典型代表。一般人都以为，天才和疯狂非常接近，这主要是因为天才特有的、反自然的“意志和智慧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可不是说天才的意志是薄弱的，毕竟天才也有冲动和激烈的性格。我们要从另一种角度来对此进行说明。

行为能力卓越的人，除具有强烈的意志外，也定要有完全或相当分量的智慧，这是一般人所欠缺的。至于天才则又高了一筹，他的智慧为任何意志所用都是绰绰有余。而由于这种异常的剩余，天才的智慧取得绝对优势，它从意志分离而出，忘却了自己的本原，仅靠着自己的判断力、认识力自由自在地活动，由此就有了天才的创作。这种情况很难一见，所以能够进行真正创作的人还不到“干才”的千分之一。

如此这般，我们可以说天才就是智慧的自由活动，换言之，就是从为意志所用那里解放出来的智慧活动，所以，天才的创作没有任何实利目的，也就不能拿实用标准来衡量。音乐的演奏、哲学的思索、画家的绘画、诗歌的创作，这些都纯粹是为作品本身，毫不计较实利。“非实用”是天才作品的特质，也是它的荣誉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