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过斯隆广场和骑士桥,驶进公园,然后沿着贝斯沃特路向前奔驰。几个人匆匆赶路回家,公共汽车在站点前迅速驶过。预备警报拉响了,酒馆里还很挤。有人从人行道上叫这辆出租车。红色信号灯亮了,他们的车子停下。一位头戴圆顶硬礼帽的老先生匆匆打开车门,准备上车。“噢,”他说,“对不起。我以为车里没乘客。你们是去帕丁顿吗?”
“上车吧。”罗说。
“赶七点二十分的火车。”陌生人气喘吁吁地说,“算我运气好,还能赶上。”
“我也赶这班车。”罗说。
“预备警报拉过了。”
“我也听见了。”
夜色越来越浓,他们的车子吱吱嘎嘎地往前开。“你昨晚在路上挨炸了吗?是降落伞投下的薄壳炸弹。”老先生问道。
“没有。我想没有。”
“我们附近落下了三枚炸弹。我记得是在快拉紧急警报的时候。”
“我想是的。”
“预备警报拉过有一刻钟了。”老先生说,他看着表,仿佛在测定正在两个车站之间运行的一列快车的到达时间。“啊,好像开枪的声音。大概在港湾那边。”
“我没听见。”
“最多再过十分钟,他们就要拉警报了。”老先生手里拿着表说。这时汽车正驶进普雷德街。他们拐入一条有掩蔽物的小路,停了下来。有月票的人穿过灯火管制的车站,匆匆逃离每夜必有的死亡威胁。他们手提小公文包,默默无言地朝郊区火车站走去。脚夫们站在那儿看着这些人离开,脸上露出一副仿佛是自命清高的神色:他们为自己是合法的轰炸目标而自豪——这是一种坚守阵地的人的自豪。
一列长长的、黑黝黝的火车停在一号站台上。关了门,车厢里的大部分窗帘放了下来。这对罗来说像是小说里的情景,但也是他所熟悉的情景。他只要看上一次,这种情景便像炸毁的街道那样不知不觉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这就是他所知道的生活。
在站台上要认出车厢里的人是不可能的,车厢的每个隔间都有自己的秘密。即使窗帘没放下,蓝色灯泡发出的微光也无法照亮坐在灯下的人。他觉得希尔夫一定会买头等票。作为一个流亡者,他靠借钱过日子,可是作为邓伍迪夫人的知心朋友,他肯定会阔气地旅行。
罗沿着车内过道来到头等隔间。人并不多。持月票者当中只有那些胆子大的人才会在伦敦待到这么晚。他每来到一个隔间门口就探头探脑地观望一番。回答他的是那些蓝色幽灵的不安的目光。
这是一列很长的火车。等他到达最后一节头等车厢时,乘务员已经把车门关上了。他已经习惯于失败,所以当他轻轻推开一个隔间门,看见希尔夫时反倒吃了一惊。
希尔夫并非独自一人。一位老太太坐在他对面。她让他撑着毛线帮她缠线。他的手裹在一块给海员做靴子用的上了油的粗皮革里面。他的右手僵直地伸在外面,缠着纱布的手腕马马虎虎地上了夹板。老太太用文雅的动作一圈又一圈地缠着毛线。这种情景既滑稽可笑又叫人伤心。罗可以看见那个藏着沉甸甸的手枪的口袋。希尔夫看见了他,朝他投来不鲁莽、不惊奇也不包含危险的目光。希尔夫感到他和老太太们待在一起时总是显得那么柔弱。
罗说:“你不想在这儿谈话吧?”
“晚安,”老太太说,“我听见预备警报拉响了。”
“是的。”罗说。
“真糟糕。”老太太边说边缠线。
“我要底片。”罗说。
“安娜应该再留你一会儿。我告诉过她要给我留下足够的时间动身。那样的话,”他抑郁而绝望地补充道,“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你欺骗她的次数太多了。”罗说。他在希尔夫身旁坐下,看着毛线上上下下转圈子。
“你准备干什么?”
“等火车开,然后采取行动。”
突然,近处发出了枪声——一声,两声,三声。老太太呆呆地朝上看着,仿佛听见一个细微的声音打扰了她的宁静。罗把手伸进希尔夫的口袋,匆匆把枪拿到手。“你要是想抽烟的话。”老太太说,“尽管抽好了,不用管我。”
希尔夫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事情谈清楚。”
“没什么可谈的。”
“你知道,光抓到我而得不到胶卷是没有用的。”
罗说:“胶卷本身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你……”但他转而又想:胶卷还是很要紧的,我怎么知道他还没有把它们转移掉呢?如果胶卷藏起来了,那他一定跟另一个间谍商量过该藏在什么地方……即使被一个不相干的人发现,也会酿成大祸。他说:“咱们以后再谈吧。”警报的可怕尖叫声响彻帕丁顿上空。此时又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低沉的炮声——“嘭”“嘭”“嘭”,就像棒球击在手套上发出的声音。老太太还在不停地缠线。他想起安娜说的“我怕他会对你乱说一气”。他看见希尔夫突然对毛线微笑起来,似乎生命还有力量激发出他内心的野性的欢乐。
希尔夫说:“我还是准备跟你做笔交易。”
“你也没任何东西可交换的。”
“你也没多少东西,这你自己明白,”希尔夫说,“你不知道胶卷在哪里……”
“我很想知道警报什么时候能完。”老太太说。希尔夫撑着毛线的手腕活动了一下。他说:“你要是把枪还给我,我就给你胶卷……”
“既然你能把胶卷给我,这就证明它们准在你这儿。我没有必要跟你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