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蛇”[12]。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13]。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14]。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15]。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16]。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一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17]。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尔德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的钉在洋琴前面[18],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他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他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19]他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20]。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篷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特勃罗宁比他小二岁。他教他音乐,领他走上诗歌的路。他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21]。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篷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壮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篷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22]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篷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篷恩得悉巴斯蒂狱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23]。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24]。在预约者的名单中[25],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篷恩[26]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27]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28]。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九七两年内,他把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底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裴那陶德[29]。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史丹霍塞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葛冷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那帕脱充满着野心的火焰[30]。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31]。”特裴恩哈特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该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他瞧这多美妙。”[32]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33]。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祝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34]
他写信给韦该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35]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36]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全集卷十三的《悲怆朔拿大》(一七九九年),尤其是全集卷十(一七九八)之三的朔拿大中的Largo。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一八○○),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体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底目光。那是鲍梯却梨[37]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底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38]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尔德,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裘安》[39]。他的密友兴特勒却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为他题赠那著名的全集卷二十七之二的《月光朔拿大》(一八○二),而知名于世的[40]。他写信给韦该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底魅力促成的;他爱我,我也爱他。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41]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三年十一月,他嫁了伽仑堡伯爵[42]。——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43]。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44]。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底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45]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朔拿大(全集卷二十六);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朔拿大》(全集卷二十七之二);全集卷三十一之二的朔拿大,——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惋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朔拿大(全集卷三十);《克埒采朔拿大》(全集卷四十七);依着伽兰尔脱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全集卷四十八)。至于一八○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46]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47]。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的建立国家的政府[48]……渴望法国实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那帕脱》(一八○四)[49],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一八○五至一八○八)的终局,光荣底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一八○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一八○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50]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合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楞兹与篷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51]。一八○五年十一月,当《斐但丽奥》[52]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53],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一八○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勋勃洛[54]。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的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底音乐绝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乐》,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乐》。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六年五月,他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55]。他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他的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他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一八○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作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他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白斯打罢哈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56]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57];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底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58]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59]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60]。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乐》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底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乐》,——那夏日底神明的梦:《田园交响乐》(一八○八)[61],还有他自认为他朔拿大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狂风暴雨》感悟得来的[62]《热情朔拿大》(一八○七),为他题献给丹兰士的。全集卷七十八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朔拿大(一八○九),也是献给丹兰士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朔拿大》: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能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63]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底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64],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还爱着贝多芬。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他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他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他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丹兰士曾把他的肖像赠予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65]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的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66]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67]。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慎,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底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68]。裴蒂娜勃郎太诺[69]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帝皇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他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70]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71];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合,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赞[72]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73]。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74]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75]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76]
《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托帕列兹写的:前者是节奏底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底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77],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华葛耐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乐》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底庆祝会[78]。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底欢乐。在《第八交响乐》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