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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开疆拓土 断匈奴右臂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第2页）

还有一些国家，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到的地方。

比如最西边的安息国（今伊朗），大汉使臣到访了其国首都番兜城（今伊朗东北部达姆甘市），与安息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比如身毒，当年张骞试图打通西南交通线，没能成功；而这一次，大汉使臣终于顺利抵达。这是历史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国家的首次接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切正如第一次出使西域一样，当年的张骞没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任务，却以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凿空西域”，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国际视野，也扩大了汉朝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

而这一次，张骞同样没能完成与乌孙结盟的任务。但由他率领的大汉使团，却以更无畏的探险精神和更坚定的开拓精神，走得比第一次更远，让中国人看见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也让更多国家第一次认识了中国。

元鼎二年，张骞回到了长安。

跟随他来到长安的，还有乌孙国王猎骄靡派出的一支数十人的使团——他想证实一下，汉朝究竟有没有张骞说的那么强大。

结果，乌孙使节被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震撼到了。“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史记·大宛列传》）

乌孙使节亲眼见到大汉帝国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国力雄厚，归国禀报后，乌孙君臣一改此前的态度，开始越来越看重与汉朝的外交关系了。

值得强调的是，由张骞开创的这种“带外国使团回访”的外交方式，从此成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交往的惯例。一年后，张骞派往安息、身毒等国的副使也陆续带着这些国家的使团回到了长安。

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使节的到来，汉朝与各个国家的交往和交流日益密切。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一条连接古代东西方文明、贯通亚欧大陆的重要的贸易通道被建立起来了。它的起点是长安，西出阳关、玉门关，通过河西走廊，可前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终点是罗马帝国。

中国的丝绸，是这条贸易通道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而这条通道便被19世纪末的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是世界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之一；而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张骞，也被后人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由于此行取得了极其丰硕的外交成果，张骞回到长安后，立刻被武帝刘彻任命为大行令（相当于外交部长），可谓实至名归。虽然担任这个职务一年多后，张骞便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和由他开创的伟业，却被后世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此后的汉朝，几乎每年都会向各个国家派遣多支外交使团。使团成员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派出的使团多则十几支，少则五六支；使团出使的时间长则八九年，短则两三年。

由于张骞在西域诸国早已威名远播，尤其是“博望侯”的名头叫得最响，所以后来的大汉使节出访外国，都会自称博望侯，从而取信于外国人，并迅速获取对方的好感。这应该也算是张骞留给后人的遗产之一。

而由张骞提出的“断匈奴右臂”的计划，虽然一度搁浅，但在他去世后却迎来了转机。

转机首先源于乌孙君臣对汉朝态度的转变，因为他们已经亲眼见证了大汉帝国的强盛；其次，则是因为匈奴的逼迫，引发了乌孙国王猎骄靡的恐惧。

匈奴的西部是日逐王的地盘。由于靠近西域，日逐王理所当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相当于总督，常驻焉耆、危须、尉黎等地，向西域各国征收赋税，一副黑社会老大收取保护费的架势。

如今，大汉帝国频频向乌孙及西域诸国派遣使节，无异于动了日逐王的奶酪——长此以往，匈奴人的“保护费”就收不成了。日逐王勃然大怒，扬言要出兵收拾乌孙。

对猎骄靡而言，一边是咄咄逼人、喊打喊杀的匈奴人，另一边是比匈奴更为强大且主动抛出橄榄枝的大汉帝国——他该作何选择，基本上已经不用思考了。

元封年间，猎骄靡派出使团，向钟爱骏马的武帝刘彻献上了产自乌孙的良马，并请求与汉朝和亲，愿与大汉结为兄弟之邦。

武帝得到乌孙良马，大喜过望，盛赞其为“天马”。不过很快，大宛就进献了品种更为优良的汗血马，于是武帝便把“天马”之名给了汗血马，然后称乌孙马为“西极”。

经过廷议，武帝刘彻同意了猎骄靡的和亲请求，并在得到乌孙千匹良马的聘礼后，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公主，嫁给了猎骄靡。

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意味着汉朝与乌孙的同盟关系基本确立。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从刘细君个人命运的角度看，这桩婚姻却是一场令人无奈和感伤的悲剧。

猎骄靡虽然不敢怠慢这位汉朝公主，把她封为“右夫人”，还允许她建造了单独的宫室；但此时的猎骄靡已是迟暮之年，而刘细君正值花样年华，双方有着祖孙辈的年龄差距，且一年到头也见不上几次面，很难产生真正的感情。除此之外，语言不通，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截然不同，以及远嫁异国后的孤独、寂寞与思乡之情，都在加剧着刘细君的痛苦和不幸。

《汉书·西域传》中保存了一首刘细君所作的歌赋，从中不难窥见她浓浓的哀伤与乡愁：“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武帝刘彻听说后，不免心生怜悯。然而政治婚姻本就是利益交换的产物，个人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谁也无法改变。为此，武帝只能多次命使节给刘细君送去汉地的帷帐、锦绣等物，聊慰她的思乡之情。

见乌孙与汉朝和亲结盟，匈奴人尽管极为不悦，却也不敢贸然用兵。于是便如法炮制，也把匈奴公主嫁给了猎骄靡。

作为一个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乌孙的最佳生存策略只能是骑墙，尽量做到两边都不得罪。所以，猎骄靡只能是来者不拒，又娶了匈奴公主，并封其为“左夫人”。

不过，猎骄靡内心还是更倾向于汉朝。随着岁月流逝，年迈的猎骄靡自知时日无多，便决定让刘细君改嫁孙子军须靡——也就是未来的乌孙国王。从政治上讲，这是猎骄靡向汉朝示好的表现；可在刘细君看来，此举显然有悖于汉地的人伦——她在辈分上相当于军须靡的祖母，岂有祖母改嫁孙子之理？这**也乱得忒离谱了吧？！

刘细君坚决不同意，为此还上书武帝，希望得到“娘家人”的支持。然而，政治就是政治，只能以利益来考量，哪有伦理什么事儿？更何况乌孙的习俗与汉地不同，不管是嫂子、继母还是“继祖母”，在兄弟、父子、祖孙间嫁来嫁去都是常有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武帝便给刘细君回信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

这话说得够明白了。把你嫁给乌孙，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匈奴，你就不必纠结了。既然已经为国家做出牺牲，又何妨再牺牲一回？

就这样，刘细君改嫁给了军须靡。猎骄靡死后，军须靡继位；刘细君和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少夫。几年后，刘细君病逝。有生之年不能回归故国，也许就只能在死后魂归故乡了。

刘细君去世后，为了维护与乌孙的同盟关系，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封为公主，嫁给了军须靡。军须靡在位期间，与其叔父大禄仍旧保持对峙态势；大禄死后，其子翁归靡接管兵权，继续拥兵割据。

又过了若干年，军须靡病故，因其子泥靡尚幼，他在临终前与翁归靡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由翁归靡继位为王，等到泥靡长大后，再将权力交还。

于是，翁归靡成了新的国王，乌孙也就此结束割据，恢复了统一。按照惯例，刘解忧又改嫁翁归靡，此后生下了三男两女……

通过张骞最初的战略构想和外交努力，又通过刘细君、刘解忧两位公主所做出的牺牲，终武帝一朝，乌孙与汉朝基本上一直保持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为大汉帝国进一步经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