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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奏议类上编一（第2页）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日韩、魏，孰与始强？”对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齐，孰如孟尝、芒卯之贤？”对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帅弱韩、魏以攻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

中旗推琴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昔者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破范中行，帅韩、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骖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蹑其踵，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过智伯，韩、魏虽弱，尚贤在晋阳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时也，愿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谏与秦攻韩

魏将与秦攻韩，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其于亲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雠之敌国乎！今大王与秦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识也，则不明矣。群臣知之，而莫以此谏，则不忠矣。

今夫韩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乱，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破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负强秦之祸也，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且更事。《国策》便事，《史记》更事，《史》是，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则是复阏与之事也，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邺、朝歌，绝漳、滏之水，而以与赵兵决胜于邯郸之郊，是受智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冥阨，依《史》，《策》作“危隘”。所行者甚远，而所攻者甚难，秦又弗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矣。秦故有怀、茅、邢邱，城、垝津以临河内，此句依《史记》。《国策》作“怀地、邢邱、安城、垝津而以之临河内”。河内、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过矣。乃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诛，《国策》作“许”。之久矣。然而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听使者之恶也，随安陵氏而亡之，秦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则南国必危矣。《国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对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鼐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则襄王之子也。魏至安厘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益疏绝为异国，故取恶于魏，欲并韩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犹足蔽魏之南国，苟亡之，则南国危矣。鲍彪、吴师道注《国策》，乃以襄王为赵襄子，成侯为赵成侯，不知其为魏同姓国也。且赵曷为封子姓于韩魏间乎？南国虽无危，则魏国岂得安哉？

且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之”，犹及也。异日者，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国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乎阚，所亡乎秦者，山北、《史》有“山南”字，非是。河外、河内，大县数百，名都数十。秦乃在河西，晋国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而有郑地，无河、山以阑之，无周、韩以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百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而约也。今韩受兵三年矣，秦挠之以讲，韩知亡犹弗听，投质于赵，而请为天下雁行顿刃，以臣之愚观之，则楚、赵必与之攻矣。此何也？则皆知秦欲之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为务，因求故地于韩，韩必效之。如此，则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然而无与强秦邻之祸。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宁，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则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赵大破，魏、齐甚畏，天下之西乡而驰秦，入朝为臣之日不久矣。《国策》无“矣”字。《史》无“之日”字，以文义皆当有之。

李斯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与，“与”依《文选》作“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

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论督责书

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放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已，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为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