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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努力创造新颖的东西（第4页）

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五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当初制订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但这两个警察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向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栽赃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职。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词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

我们赶紧将那些在伦敦周围散发的传单加以修改，里面不再提到“性病”，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随后，我们接到大量来自痤疮患者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的性病患者则由每周60人骤降至10人。我们断定警察只是虚张声势。为了帮助本应求助的另外50人，我们认为，面对伦敦警察厅的威胁，冒一次险是值得的，于是便重新把“性病”一词写入传单。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临教堂地窖，将我逮捕了。

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一次预审，汤姆·德赖伯格为我作了充满戏剧性的申辩。德赖伯格派头十足，他一直担任工党议员，直至1974年。撒马利亚会【17】的创始人查德·瓦拉出庭作证，他指出，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建议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机构求助。约翰·摩尔蒂莫争辩说，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和所有地方当局，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贴告示。地方法官驳回了根据《性病法案》而对我提出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并未向患者提供治疗，而是引导他们向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求助。至于另一项指控，则推迟到5月22日再审理。

当正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英国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它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数量剧增，已达到战后顶峰。健康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利用这个统计数据，并以我的案子为例，试图在上议院修订《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

“阻止此类严重疾病的传播，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过时的法律，限制这样的努力，这实在是荒谬。”她说。

到第二次开庭时，许多报纸都宣布，警察对我的起诉是多么愚蠢。人们发起大规模的运动，以改变这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严格的字面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有罪。但他也明确指出，他认为这部法律非常荒谬，因此只对我处以7英镑的罚款。警察曾以两年的监禁威胁我，与之相比，这个判决太轻了。在法庭外面，摩尔蒂莫向媒体发表声明，呼吁修订这部法律，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提到“性病”一词。报纸全都合力支持我们。到下一次议院开会时，政府法规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对该法案的修订。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我，就这次“皇家诉讼”向我道歉。

这场官司让我知道，尽管我很年轻，穿的是牛仔裤，而且没什么金钱后盾，但我无需害怕警察或当局的恐吓。如果我有一位优秀的律师，那就更不用害怕了。

我环视四周，看着正在工作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都故意把头埋在书桌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计划。我把备忘录放进口袋。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身来。

“尼克，”我说，“你能出来跟我聊聊吗？很快就好。”

我决定虚张声势，以此渡过这场危机。如果尼克的煽动已经获得其他十人的支持，那我就很难阻止他们了。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打定主意，我就能在尼克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分裂，把尼克排挤出去。我只得将我们的友谊搁置一旁，先摆脱这场挑战。

“尼克，”我们一边在大街上走，我一边对他说，“有好几个人找到我，说他们对你的计划不满。他们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很害怕，不敢当面告诉你。”

尼克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认为你待在这里不太好，”我继续说道，“你一直想暗中破坏我和整个《学子》。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做朋友，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就能面不红心不跳地说出那些话。尼克低下头，望着他的脚。

“对不起，里奇，”他说，“我那么做只是因为，这样安排我们的工作似乎更好……”他的声音逐渐变弱。

“我也感到很抱歉，尼克，”我双臂交叉，直直地望着他，“让我们在夏姆里格林再见吧，但《学子》是我的生命。”

尼克当天就走了。我告诉所有人，尼克和我在运作《学子》的方式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离开或继续。他们全都决定和我待在一起。虽然没有了尼克，但教堂地窖的生活仍将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遇到意见不合。尽管我感到痛苦，但我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它。我不喜欢批评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而且也尽量避免这么做。从那以后，我总是设法回避这种问题，而让别人挥动斧子。我承认这是缺点，但我就是无法应付。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我们能一直如此。在我下一次回夏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俩坐下来，一起将它吃光了。

我知道，那些走进来跟我们闲聊或为我们工作的人，每个都花大把的时间听音乐，花大把的钞票购买唱片。留声机总是播放着音乐，当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杰弗逊飞机”乐队的最新专辑问世时，大家都会蜂拥而上，争相购买。人们对音乐怀着满腔的热情。音乐具有政治性，音乐无法无天，音乐总结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还注意到，有些人虽然从没想过花40先令吃顿饭，但却会毫不犹豫地花40先令购买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专辑越晦涩，价格越昂贵，他们就越把它视若珍宝。

到那时为止，我之所以对赚钱感兴趣，不过是为了保证《学子》能继续获得成功，为了给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我忽然想到，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我听说，尽管政府废除了《维持零售价协议》，却没有一家商店出售打折唱片。我开始考虑创建唱片发行业务。《学子》的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20人左右，而我们仍然一起住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并在教堂地下室工作。

我考虑了唱片居高不下的价格和购买《学子》的读者群，不知道我们能否通过杂志打广告，并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没想到，第一份唱片邮购广告居然是出现在《学子》的最后一期上。没有尼克管理《学子》的发行，杂志举步维艰。但出售便宜唱片的广告却使得大量咨询电话如潮水般涌入，也为我们带来大量现金，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名字命名邮购业务。这个名字要醒目迷人，与众不同，而且不单要对学生有吸引力。我们围坐在教堂地窖里，试图选出一个好名字。

“滑行唱片”是最受喜爱的名字之一。我们漫不经心地拿它说笑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姑娘探过身子。

“我有个主意，”她说，“‘维珍’如何？在商业上，我们全都是‘处女’【18】。”

“而且现在这里没剩下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姑娘笑着说，“虽然这里没有处女，但有个‘处女’的名称也不错。”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叫‘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