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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多元化经营扩大品牌（第3页）

“我很高兴自己双脚稳稳当当地踩在地上。”

1984年6月19日，离我们预定的首航日还有三天，我前往盖特威克机场，通过一次试飞，争取获得CAA的最后批准。处女航行者号矗立在一个登机口旁边，我再次对她的庞大感到惊讶，也对她尾翼上巨大的维珍徽标感到惊奇，它非常大——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维珍徽标。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蒙和我请特雷弗·基提供新徽标设计方案的情形。特雷弗没有成功，他后来求助于设计咨询机构凯特公司，简单地向平面设计师雷·凯特介绍了情况。雷创造出一个签名风格的徽标概念，并提供了视觉设计，这个徽标可以解释为我的个人背书，其中的字母“V”构成一个含义丰富的勾。有些营销专家分析过这个徽标，写文章论述了它从左到右的上升趋势。当然，雷在考虑最初的构思时，可能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看到尾翼上的徽标，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开创了什么事业。我们拥有巨型飞机，这即将变成事实。

为了这次飞行，全体空服人员都登上了飞机，100多名维珍员工也登上飞机，我和CAA官员一起坐在后面。飞机头天才从西雅图飞抵伦敦，在我们获得正式的CAA许可证之前，引擎还没上保险。我们起飞了，全体人员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不禁流下一滴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随后外面传来“砰”的一声巨响，飞机歪向左侧，一个引擎里冒出一团巨大的火焰，然后喷出一股长长的黑烟。

人们吓坏了，顿时陷入可怕的沉默，这时那位CAA官员拍拍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他说，“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

我们刚刚飞进一个鸟群，其中一个引擎吸入了几只鸟儿，发生了爆炸。为了重作CAA试飞，我们需要厂家连夜送一个新引擎过来。我们飞往纽约的首航定在后天，机上将有250名记者和摄影师。

罗伊·加德纳跟我在一起，他通过无线电与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的机械团队取得联系，他们负责维护我们的飞机。处女航行者号头天到达时，出于财务原因，罗伊拒收了其中的两个引擎，要求另外安装两个。现在，他要回其中一个，本来它已经被送到希思罗机场，即将空运回西雅图。

飞机降落后，我站在机身旁，试图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时，一位媒体摄影师笑容可掬地朝我走来。

“很遗憾，”我道歉说，“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呢。”

“我也很遗憾，”他说，“我看到你们的引擎里喷射出火焰和烟雾。事实上，我拍了一张很棒的照片。

他看着我那张目瞪口呆的脸，然后说道：“不过别担心，我来自《金融时报》，我们不是那种类型的报纸。”他打开照相机，取出胶卷交给我。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谢他才好。如果报纸上登出那张照片，维珍大西洋公司还没开张就死定了。

不幸的是，由于维珍大西洋公司尚未获得CAA的许可证，我们还没为引擎上保险，这次只得自己掏60万英镑购买新引擎。打了几通令人绝望的电话后，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于是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打电话告诉顾资，我们必须支付一笔60万英镑的款子。

“你们已经很接近限额了。”我们在顾资银行的客户经理克里斯·拉斯布拉克说。

我们在顾资银行为整个维珍集团确定的透支限额为300万英镑。

“这是一次奇怪的可怕事故，”我说，“有个引擎爆炸了，我们要先获得许可证才能上保险。可没有新引擎，我们又无法获得许可证。这简直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36】。”

“好吧，我只是警告你一下，”拉斯布拉克告诉我，“你们花了一大笔钱拍摄《神通情人梦》，我们还在等米高梅的支票呢。”

所谓的米高梅支票，就是米高梅公司为获得《神通情人梦》在美国的发行权而支付的600万英镑。

“能否请你们等我完成首航后再说？”我问道，“我一回家咱们就处理这件事情。我周五回来。我们只超过透支额30万英镑，等米高梅的支票一到，我们就没有透支了，而且还有大约300万英镑存款。”

他说他会考虑这件事。

首航头天，处女航行者号装上了一个新引擎，准备再次试飞。CAA官员登上飞机，我们起飞了。这次没发生爆炸，我们获得了许可证。我赶紧回到伦敦，解决伦道夫·菲尔兹带来的另一场灾难。我们答应过要给伦道夫100万英镑，但他嫌不够，已经到美国起诉我们，申请禁令阻止处女航行者号起飞。我们跟戴维·泰特、罗伊·加德纳以及我的律师们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会，试图把损失控制到最小范围，制订出阻止伦道夫毁掉航空公司的计划。法官最终驳回了伦道夫的请求，不过那是在我们经过一个晚上的斗智斗勇、挫败其诡计之后的事情了。到天亮时，我们觉得自己会赢。早上6点，我给浴缸注满水，躺在里面。我觉得筋疲力尽，想洗把脸，但感觉眼睛又痛又痒，仿佛有股沙子吹进了眼里似的。戴维·泰特走进来，坐在抽水马桶上，我们把已经最后确定的各项必须完成的事务又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戴维就赶去搭乘协和式飞机回纽约，以便为首航组织欢迎仪式。

我登上首航的飞机，四周都是我的亲朋好友。在过去的10年中，不管对我还是对维珍而言，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我坐在琼旁边，霍丽坐在她膝上。在我们的后面，整个维珍集团的员工几乎全来了。飞机上坐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还有一群魔术师、艺人和尤里·盖勒【37】。当处女航行者号顺着跑道滑行时，机舱前方的屏幕闪烁几下打开了，里面出现飞行员和空勤机械师的背部，他们正坐在驾驶舱里操纵控制杆。越过他们的肩膀，我们能透过挡风玻璃看见外面的风景。喇叭里传来通知：

“这是本航班的首航，我们想，你们也许喜欢跟我们一起分享驾驶舱里看见的风景，看看我们起飞时的详细情形。”

我们看见跑道在前面伸展，然后飞机开始加速。挡风玻璃下方，柏油跑道越来越快地闪过，直到那些白线变成模糊一团。但飞行员们似乎非常放松：他们没有紧盯着前方驾驶飞机，却开始左顾右盼，望着彼此微笑。其中一位飞行员的帽子下露出长发，另一位则是西印度人。我们现在顺着跑道疾驰，但两名飞行员什么都不做，他们压根就是心不在焉。每个望着屏幕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次疯狂的飞行简直就是自杀，全是布兰森那个疯子搞的。机舱里死一般寂静。接着，飞机抬起头部，跑道开始从视野里消失，这时那名西印度人却从耳朵后面取下一支大麻烟卷，递给另一名飞行员。人们还没意识到这纯粹是玩笑，飞机就起飞了。两名飞行员摘下帽子，转身对着摄像机。他们是伊恩·博瑟姆和韦夫·理查兹【38】，而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空勤机械师是我。机舱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是我们头天在一个飞行模拟器中录下来的。

我们在飞机上装了70箱香槟。飞行变成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派对，这些酒刚好够喝。伴着麦当娜的最新热门歌曲《宛如处子》，还有“文化俱乐部”和菲尔·科林斯的音乐，人们在机舱过道里翩然起舞。在安静的休息间隔，我们放映了电影《空前绝后满天飞》，电影放到一半时，空服人员给大家发巧克力冰激凌，维珍的这一传统由此开始。

在纽约的纽沃克机场，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出发前太过兴奋，连护照也忘带了。在参加机场终端的欢迎招待会时，我差点连门都进不去。空服人员误将所有餐具扔掉，只得慌里慌张地翻寻所有垃圾箱，把餐具找回来洗干净，然后再送到飞机上。当我跟纽沃克的市长交谈时，出于某种怪异的原因，我以为他是客机膳食的组织者，使得除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全都尴尬不已。登上返回盖特威克的航班后，我很快睡着了，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这么久。我梦见飞机引擎爆炸，梦见空服人员直接从垃圾箱拿出盘子给乘客装食物，还梦见飞行员吸大麻。当我醒来时，我确信再不会出现别的差错了。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我乘坐出租车回伦敦，快到家时，看见一个满脸不快的人坐在台阶上。起初我以为他是记者，但接着我就认出他是克里斯托弗·拉斯布拉克，我们在顾资银行的客户经理。我邀他进屋，他在起居室里坐下。我精疲力竭，他坐立不安。听着他说话，我脑子反应很慢。突然我听见他说，顾资无法满足维珍增加透支额的要求，因此，在我们的透支超过300万英镑后，银行将退回维珍的所有支票，非常遗憾。我很少发脾气——事实上，我掰着一只手的指头都能数出自己发脾气的次数。可看着对面这个身穿蓝色细条纹西服、提着漂亮黑色小皮箱的人，我感到怒不可遏。他站在那里，穿着一双黑亮黑亮的牛津镂花皮鞋，平静地跟我说他即将迫使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起3月以来，我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员工无数次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彻夜工作；我想起新招聘的空服人员为能跟一家初创的航空公司一起飞行感到多么自豪；我想起我们与波音公司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如果这位银行经理退回我们的支票，维珍将在几天内破产。如果支票被退回的消息传开，就没人为航空公司提供诸如油料、食物或维修之类的服务，也没有乘客会坐我们的飞机。

“很抱歉，”我不愿听他继续找借口，便对他说道，“我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前门，推出门外。我对着他那张困惑的脸关上门，回到起居室，因为疲惫、沮丧和担忧，我泪流满面地瘫坐到沙发上。然后我到楼上冲了个澡，给肯打电话：“今天我们必须尽可能从国外多收一些款子回来。然后我们找一家新银行。”

顾资危机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位强势的理财专家填补尼克留下的空缺。我们需要一位特别的管理者，他能处理维珍大西洋和维珍唱片的财务，并且还能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仅仅依靠现金流和借款生存的话，整个维珍集团都危机四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伦敦金融城处于繁荣期，似乎每家公司都能把自家股票卖给公众，筹集数百万英镑用于投资。我开始考虑，这或许就是摆在维珍前面的路。

维珍集团现在除了唱片公司、唱片店、影像公司和新的航空公司这四大主要业务，旗下还有一群新成立的小公司，包括在工业区一带递送食品的顶好食品公司、维珍服装公司、若干维珍酒吧以及万顺物业——这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照料我们逐渐增多的房产，同时以买卖和开发房地产为副业，从中赚了很多钱。这些业务彼此毫无联系，需要有人将它们管理得井井有条。

唐·克鲁克香克是英国电影制片人戴维·帕特曼推荐给我们的。唐是注册会计师，曾在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工作五年，后来到《星期日泰晤士报》担任总经理，接着又跳槽到培生公司，担任《金融时报》的总经理。罗伯特·德弗罗已经和我妹妹凡妮萨结婚，他在与培生旗下的戴菊莺电影公司做生意时，曾经偶遇唐。但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开始到拉德布罗克树林那些逼仄的办公室上班。他是维珍集团内第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人。人人都对他感到好奇。担任总经理后，唐开始把维珍组织成一个能吸引外来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就引进特罗弗·阿博特担任财务总监。特罗弗曾就职于MAM，即经营与代管音乐公司，一家娱乐公司；MAM曾经管理汤姆·琼斯和英格伯特·洪普丁克的职业，并建立起自己的唱片公司，推出了吉尔伯特·奥沙利文。后来MAM又展开多样化投资，拥有音乐图书出版公司和一个酒店连锁店，经营一支公司商务飞机群，拥有夜总会，还出租吃角子老虎机和自动唱片点唱机。MAM与维珍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当特罗弗离开时，他已经着手MAM与蝶蛹唱片公司的合并工作了。

他们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我们的透支限额问题。顾资银行及其母公司国民西敏士银行一直想在维珍的透支超过300万英镑后关闭我们的账户。唐和特罗弗带着同样的资产负债表，来到另一家银行集团，安排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限额。然后，他们检查了维珍集团的结构，决定关闭一些小型子公司，如顶好食品和那些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成唱片、零售和影像三部分，然后将维珍大西洋公司分出来，跟维珍假日公司、“乐园”和“屋顶花园”夜总会以及内克岛一起，组成一家独立的私营公司。西蒙和我都已经33岁，特罗弗和肯也是一样。唐比我们稍微年长，罗伯特则略小几岁。我们觉得自己能够跟任何人较量。现在我们决心让维珍集团上市，打算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