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去移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在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Bay)公司把理想的殖民者说成是“被上帝授予恩泽而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这种说法结合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是清教徒们希望在殖民地所看到的。在清教徒的理想中,殖民地的男男女女应该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乐于参加有纪律的劳动,并遵守种种清规教律。这是一种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精神驱动力。有一位名叫约翰·戴恩的人曾考虑移民去加勒比海的某个小岛,并询问上帝的旨意,他先向上帝诉说他的苦难:“我的内心孤独绝望”,并“抵制一切**,排除一切邪念”;然后,他翻开《圣经》,看到上面写道:“离开他们,不要接触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我将成为你的上帝,你将成为我的选民。”看到这段话,他就马上离开他出生的地方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启程坐船去新英格兰。
不过,要想移民新大陆还需要金钱和一些用具,这是实现理想抱负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当时,横渡大西洋的旅费大约是每人5英镑,运费则为每吨4英镑,而旅途中的饮食则需额外付费。总的来讲,一个英国自耕农要想带上全家及其耕种用具和生活器皿移民新大陆,其最低预算也要100英镑。试想,他一年的总收入也就是40—60英镑,如果想要移民,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要移民,就意味着不可回头。当然,有一些公司会给移民提供援助,比如马萨诸塞湾公司就会这样做。这些公司会事先对有意向的人进行考察和评估,挑选“品德优良”的人,淘汰“道德败坏”的人。因此,从理论上说,挑选出来的人都是品行端正的、可依赖的。[15]
大体上来讲,大部分人移民是被迫的,尽管有时候看上去他们是主动选择。英国的殖民扩张建立在大量移民的基础上,这些移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开始漫长而危险的旅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情景:一些清教徒也被迫加入穷人的行列离开英国,此外还有大量所谓自愿移民的人,其实也是被迫穿越大西洋去往美洲新大陆的。英帝国在18世纪下半叶的扩张,为移民扩大了选择的范围和前景。
欧洲移民在东半球和西半球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与新大陆相比,早期向亚洲和非洲移民的人数在规模上都比较小,在西非和印度洋的多边贸易体系中,英国商人不仅参与商业竞争,还在远程国际贸易中与其他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争夺高下,并且还与亚洲商人竞争,他们直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占取优势,直到19世纪才把远东和非洲的领地置于英王的直接控制之下。
早期去澳洲的人大部分是被迫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流放的犯人,最为典型的是澳大利亚的植物湾(BotanyBay),这是库克(JamesCook)船长1770年首次登上澳洲大陆的地方。这里不是贸易港,没有的战略地位,且远离欧洲商业中心,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当库克船长发现澳洲时,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土著人也很少,广袤的荒地对英国似乎毫无用处,但政府还是把它占领下来。建立这个殖民地就是为了安置危险的重罪犯人,因为英国国内的犯人越来越多,威胁着英国的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根据《运输议案》(theTransportationAct)的条款,在1718—1775年,有4。9万名重罪犯人从英格兰和爱尔兰被转送到美洲殖民地。北美独立战争后,政府在这里兴建了监狱,植物湾取代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犯人的主要流放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监狱的典卒司令官。这样,在世界的另一边,距英国航程五个月的地方,一个新的流放殖民地出现了,这个殖民地就是专为犯人而设置的监狱。
英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群岛上得到重建。在北美殖民地,社会精英们获得同英国本土一样的社会地位。有这样一名死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绅士,他的肖像被塑成铜像陪同下葬,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下葬方式,只是要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据一位弗吉尼亚农民回忆他的童年时期,在17世纪90年代时,“上流人士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戴假发”,这就英国上流人士的特征。在英国,个人财富的拥有量是度量其社会地位的基本标准,一位英国烟草农场主就曾说过:“谁拥有金钱、奴隶以及土地,谁就是一个地道的绅士。”这样的标准和小说《汤姆·琼斯》(TomJones)所描写的美洲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有些人来说,移民意味着全新的机会。弗吉尼亚的苏格兰移民罗德里克·戈登(Rordon)于1734年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想到我的许多乡亲还在家里挨饿而不是在过平和和富足的生活我就感到遗憾。许多被罚去移民的人都在这儿找到快乐、安逸和财富。他们宁可在这吃苦也不愿被赶回故园。”[16]而住在佐治亚州的约翰·雷(JohnRae)写信给他住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附近的亲戚说:“能把我的朋友带到这个自由的国度来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我感谢上帝,是他让我的餐桌和爱尔兰许多绅士的餐桌一样食物丰富,美酒飘香。如果来这儿的人能出点钱买上一两个奴隶的话,那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很舒适了。”[17]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被形容为“人间天堂”,新来者“无需工作只需吃喝”。[18]就算不是天堂,新大陆与迅速发展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一样,给了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以希望,为他们自己也为家人过上在家乡过不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然而,还有很多人去往新世界后,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而比以前更凄惨,威廉·罗伯茨(WilliamRoberts)是这些移民当中的一员。他是一名契约工人,于1756年春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他的社会背景不太清楚,只知出发时是个单身汉,家住伦敦,或许与父母住在一起。很显然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的外套和其他衣服都被典当了,穿在脚上的鞋子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烂得“没法搁在脚上”。促使他移居海外的原因不详,但他似乎是失业了,又没有找到工作。他有一位富有的叔叔,但不愿资助他,只是承诺如果他去海外发展,就会给他帮助。几年后他写信给父母回忆道:“他对我许下的诺言是多么的动听,可我一个子都没有收到过。”[19]契约期满之后,他在马里兰州当了个小小的烟草种植园主而终老一生,但从未摆脱过贫困。
当契约工发现自己成为被遗弃在遥远海岸的移民,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无家可归的被流放的对象时,就会心生不平,甚至萌生出逃跑的念头。而出逃一旦被抓住或落入印第安人之手,都将陷入危险之中。不过,这种危险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而得以降低,因为此时逃脱者更容易隐姓埋名。如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雇主就在弗吉尼亚州的新闻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已经逃脱的女仆。内容如下:
本月六、七号,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并不确定她有多大,但看上去应该有二十岁了;
她信奉罗马天主教;
她的脖子很短,短到连拴绳子的地方也没有;
她体型庞大,从脖子到臀部都浑圆浑圆的;
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脸蛋红红的,鼻梁低低的,嘴唇厚厚的;
她又矮又胖,跑起来显得笨拙不堪;
她长得像一头养肥了的猪;
她操一口爱尔兰口音;
她是一个流氓无赖——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20]
个人移民的命运不同,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海外大移民对英帝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英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是因为受到人口激增和商业竞争、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当时许多理论家认为,移民的动机大致可以归纳为英国本土不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于是就存在个人需求同社会状态不能满足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英国就会持续高物价、低就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只有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卸掉一些对她来说沉重的负担,英国才能更加轻快地前进。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扩张主义者把这个过程比拟成“人体的代谢”,即让无用的和有毒的物质排出体外。一位曾在巴巴多斯旅行的人曾这样说:“这座岛简直就成了英国人随意丢弃废物的垃圾场,流氓、娼妓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被带到了这里。”
英国移民对于其所到达的目的地,即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移民首先带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殖民地都需要来自英国本土的人,那里需要男性劳动力来开疆扩土、耕种土地、管理作物以及建筑新居,也需要女性劳动力来与他们组建家庭,促进殖民地的人口增长。被殖民地公司及领主所需求的移民的不同职业正体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航海中严酷的环境以及对新生活的适应所导致的人员流失,无法得知他们能否在新大陆上获得新生;但这些职业、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对殖民地居民仍有代表意义。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殖民地积极制定一些政策吸引移民前来,也存在一些公司给移民者提供经济援助的情况,比如马萨诸塞湾公司就会这样做。[21]
以美洲为例,第一英帝国时期,约有百万以上的欧洲人移民到了北美大陆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第一次移民高峰发生在18世纪50年代,第二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来自不列颠、莱茵河地区、瑞士的州以及欧洲其他讲德语的地区的人们数以万计地涌入美洲,遍及从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River)到坎伯兰谷地(Valeofd)的肥沃大地,向南延伸到谢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Valley)、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以及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俄亥俄盆地的广大地区。北美独立战争更引发了猛烈的扩张运动,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从最早独立的13个殖民地向西迁移,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坐上马车带上家当从欧洲来到美洲内陆,他们到了肯塔基(Kentucky)、田纳西(Tennessee),以及中央平原。这预示着19世纪西进运动的来临。在这些边疆开拓者中,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士人、高地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非洲黑奴和当地印第安人,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
全英各地都有人移居海外,伦敦及其周围各郡的人尤其多。1718—1759年间,约有25%—40%的契约工人来自伦敦,另有12%的人来自比灵赫姆郡(Billingham)和英格兰东南部。同样地,在18世纪70年代,过半数的英国移民、自由人或契约工,都来自伦敦及其近郊。[22]在17世纪时期,伦敦之所以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赋予了人们种种期望。当时,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满怀希望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工作或寻找机会,使得伦敦的人口在1775年时已膨胀到约75万人,这些后来人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亲友可依靠,在这个嘈杂的大都市中连一个便士也挣不到。18世纪中期,人们常说如果新来的人“无法找到预期的工作或出路,许多人都不愿回家乡被人耻笑……而是会应征入伍,或去种植园工作等等,当然如果他们要有这个运气的话,否则将沦落为盗贼和扒手”。正是有这么多失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为潜在的殖民地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充足的劳动力。[23]18世纪70年代,中等阶级下层移民的前景有所改善。如前所述,移民的主流不再是生活绝望的城市贫民而是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通常他们与移民的工匠或小贩已无多大区别。
除了伦敦和英格兰东南地区以外,约克郡(Yorkshire)是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另一最重要的移民来源地。贝林曾说约克郡移民与其他英格兰南部或中部地区的移民在本质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被称为“省区移民”,后者为“大都市移民”。[24]大都市来的移民往往以年轻单身汉为主,到了殖民地后成为契约工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省区移民”是典型的务农出身的独立农场主,他们以家族为单位移民前往纽约、北卡罗来纳、新斯科舍。不断增加的地租是促使这些受深重压迫的农夫从约克郡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他们受那些风险企业和土地投机者游说的鼓舞,希望能在美洲以合理的地租耕作一块土地。先行的移民写信回家催促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殖民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新斯科舍省,来自约克郡的许多家族在坎伯兰盆地(dBasin)等地定居下来,他们互相通婚,抚育了新的一代,并渐渐与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德国人、美洲人、阿卡迪亚人融合。
在这个时期,威尔士人的移民是广泛的移民浪潮中的一部分。17世纪下半叶,作为基督教的非主流教派,教友会在讲威尔士语的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尤其在威尔士中部和西北部地区。1682—1700年约有2000名教友派教徒移居美洲,他们主要移居在宾夕法尼亚。在威廉·佩恩(enn)的领导下,他们在斯古吉尔河(SchuylkillRiver)以西定居下来,该地区甚至被称为“威尔士地带”。由于受经济机遇和宗教自由的双重吸引,反国教诸教派的移民纷纷移往美洲,尤其前往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特拉华(Delaware)和新泽西(NewJersey)。大西洋两岸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大大便利了这一移民浪潮,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到1770年,在美洲大陆上已有300所礼拜教堂,威尔士人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威尔士,那些下层中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农场主和工匠,由于作物歉收、饥荒、破产以及寻求宗教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等原因,纷纷移民海外。许多人是由于担心经济破产或宗教迫害而移民,但也有些人是怀着“在美洲西部建立一个新的威尔士”的梦想,他们希望在那边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远离政府的宗教迫害。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讲威尔士语的乐土,这在美洲与在英国一样行不通,在宾夕法尼亚建立定居点的试验失败后,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就破灭了。[25]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苏格兰移民是由低地和高地两个很不相同的移民运动组成的。低地苏格兰人移民美洲起始时间是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想要在东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和达连湾(Darien)等地建立小规模的定居点,但直到18世纪50年代,随着航运的发展,他们才有较大规模的移民。1707年,议会通过《联合法案》(TreatyofUnion),其中规定苏格兰与英格兰实行合并,新国家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格兰从联合中取得了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与英格兰进行贸易,同时也可以充分享受英格兰在海外扩张中取得的成果。第二年就出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形势,这驱使苏格兰商人、制造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很快利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贸易富国的优势。苏格兰为伦敦这一大都会经济作出的贡献愈来愈影响到苏格兰社会的各个部分,尤其是低地,在那儿集中了城镇、人口、矿产资源、主要耕地以及有别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老文化体系。七年战争之后,移民的节奏戏剧性地加快,仅在1763—1775年,苏格兰低地就输出30多万移民,其中大部分定居于美洲内陆和加拿大地区。
苏格兰商人在弗吉尼亚的切萨皮克烟草贸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利用通航的河道建立起商业网络,直接用现金和货物从种植园主手中交换商品。格拉斯哥(Glasgow)的坎宁安(ghame)、斯皮尔斯(speirs)、格拉斯福(glassford)、布坎南(Bua)以及萨姆森(Simson)等公司在烟草种植业务向山区扩展和干货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8世纪30年代克莱德(Clydeside)烟草公司与英国同行在布里斯托尔和怀特海恩(Whitehaven)的竞争中获胜,到1760年格拉斯哥取代伦敦港成为全英最主要的烟草集散地。菲利普·斐逊(PhilipFithian)1773年在弗吉尼亚州所做的记录中说:“我观察到,全省所有的烟草商人和店主全是年轻的苏格兰人……”[26]除了成为商人和店主以外,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在卡罗来纳、中部内陆地区、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大显身手,成为律师、医生、教师和牧师。事实上,整个殖民地的医学界都是由苏格兰人创办的,150多名苏格兰医生在18世纪移民美洲。苏格兰裔牧师主宰了长老派(Presbyterian)教会和英国圣公会(Angli),苏格兰教师遍布北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
在这个时期,移民运动主要发生在与英格兰交界的苏格兰西部。在17世纪,苏格兰的西南部地区盖勒韦(Galloway)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爱尔兰移民,而18世纪移民美洲是这一潮流的延伸:同样的动机,仅方向改变而已。由于农场兼并、合租制取消,政府的租借条件越来越苛刻,小规模的土地租借越来越困难,大规模的牧羊农场于18世纪早期在苏格兰南部兴起,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口大量流失……许多家庭被迫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去流浪”。[27]随着经济方面的变革不断加剧,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780年以后,区域内的移民以及向海外的移民也更为活跃。移民离开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向外探索,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征服异域的土地。18世纪70年代,苏格兰埃尔银行(AyrBank)的破产引发了一场范围广程度深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大量纺织工人失业,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了“不至于挨饿”而被迫移民。1774年春格拉斯哥的一位绅土写道:“这儿普通人的贫困状况超乎人的想象。在工业制造业几乎全是一片萧条的时候,粮食价格极为昂贵。难以计数的工人和技师,尤其是邻近地区的织工,只好移民美洲……”[28]1774年2月,一家贸易公司从格里诺克(Greenock)搬迁到纽约,同行的有77名来自佩斯利(Paisley)的织工及其家属,另有33人来自于格拉斯哥的各行业。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摆脱贫困,养家糊口”。与此类似,三个月后又有147人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交界地区和格拉斯哥出发,由于贫因而移民到达美洲大陆。与这些贫苦的移民一道来的还有来自克莱德山谷(ClydeValley)的中等阶级,他们是因为受1772—1773年商业滑坡的影响而离开家园的,他们决心去殖民地寻求财富。从伦弗鲁(Renfrew)、丹巴顿(Dunbartoirling)等郡来的成群结队的雇农组成联合会,想方设法移民去美洲寻求土地。苏格兰农场主到美洲组建了许多公司,他们合伙经营土地,共同出资并在此定居。
高地苏格兰人移民的原因,也许可从1774年从萨瑟兰(Sutherland)海边村落里出发搭乘“单身汉”号(Bachelor)轮船前往美洲北卡罗来纳的一批移民者身上略知一二,其中有一位60岁的农民威廉·戈登(WilliamGordon),受两个已经在北卡罗来纳的儿子的鼓励,带着妻子和另外六个孩子登上了轮船。他抱怨说以往只要付8马克租金的土地,如今却要付60马克,并且他养的牛在1771—177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死了大半。因为在家里看不到生活好转的任何迹象,只好移民海外去验证他儿子们说的话。另一位来自凯思内斯(ess)的名叫威廉·麦克凯(WilliamMacKay)的37岁农民,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在卡罗来纳,他们对他说:“任何脑子灵活和肯干的人在这都无一不过得舒舒服服,地租便宜,并且……土壤肥沃。”而最终促使他移民的原因是当地经济的变化:牲畜市场崩溃,地租大幅度上涨。一年前移民海外的人写信回来都说:在美洲能有较好的生活,这使得移民成了苏格兰各地“相互交谈的唯一话题”。伊丽莎白·麦克唐纳(ElizabethMaald),一位29岁的单身女佣,相信在卡罗来纳会有更好的机遇,于是也加入到她的朋友们之中。[31]
爱尔兰人的移民运动在很多方面,至少在阿尔斯特(Ulster)地区与苏格兰地区情况相同,且关系密切。在《利麦立克条约》(TreatyofLimerick)签订时出现了三次显著的移民趋势:起先是基督教中的非主流教派,比如长老派和教友派教徒的移民;然后是天主教的契约工的长时间移民潮;还有海员和不定期往返于故乡与纽芬兰(Newfoundland)渔场之间的短暂迁移。[32]
阿尔斯特地区的首次移民发生于1718—1720年,当时有大约3000人移民去了殖民地,主要原因是17世纪90年代吸引他们去苏格兰居住的低价租地政策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就转而移民美洲。1725—1729年,这个地区许多人有的在亲友的鼓励下去了美洲,还有一些由于遭受不幸而移民,作物歉收、牲畜病亡、食品昂贵使得许多人濒于饿死,高额地租再加上天灾以及亚麻工业的萧条,迫使更多的人移居海外。[33]严重的食物短缺以及高价粮食使许多小农场主和工人陷人困顿,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去美洲当契约工也不愿在家挨饿。1729年一份报告显示,有些“较富有”的人相信“如果他们继续待在爱尔兰,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奴隶,不如趁现在有点钱时移民去美洲”。18世纪30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但到1741年又由于两个湿冷的夏天造成饥荒,海外移民数又有所增加——在这场令人刻骨铭心的饥荒中约有30万人饿死,这是仅次于100年后“大饥荒”的最严重一场天灾。移民浪潮在18世纪中期进一步高涨。地主不断加租,天灾不断发生,食品价格螺旋式上涨,而亚麻工业的萧条对那些以此为生的穷苦工匠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1770—1775年阿尔斯特地区的移民**期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该地区13的织工失业,当时的人把他们形容为懒散的无用之徒,他们甚至没有办法挣得去美洲当契约工人的路费。[34]
除了这些消极因素外,还有一些积极因素导致爱尔兰人移民。随着粮食贸易中牛肉、猪肉、黄油生意日趋重要,以及18世纪后半叶工业品贸易增加,爱尔兰与美洲一些港口间逐渐建立起往来,并且给移民的人提供了过一种全新生活的选择余地。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成为自我选择的事,比如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南部殖民地,为了让移民愿意定居内陆,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及其他吸引人的条件。1760年以后随着商业的扩展、土地的扩张,先行的移民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鼓励他们跟上步伐,赶快移民。
1760年后爱尔兰移民的主要特征是熟练工人和自由移民人数大增。“试一把”是许多爱尔兰人出发时的期待,渴望得到贸易发达、财富聚敛的有利环境。当商业兴旺、物流渠道加强之后,路费相比以前有所下降,去殖民地就越来越吸引人,也越来越可行了。在1750—1775年间,起码有6。9万人移民海外,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至1815年,这个数目又翻了一番。[36]1780年以后移民海外的人当中主要是农场主、手工艺人等中等阶级,他们或许是已经看到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蕴藏着故乡没有的机遇,但在这些“舒舒服服的移民”中仍有许多遭受经常性经济危机之害的较穷的人。由于制造业无法与廉价的英格兰商品相竞争,18世纪后期爱尔兰工业出现了普遍衰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的衰退,农村人口的进一步贫困,许多土地成为荒野,更是加剧了爱尔兰的移民浪潮。
第一英帝国时期的英国海外移民,一方面为许多英国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促进了英国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帮助建立起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和商业体系。也许正是因为大量的移民,第一英帝国被许多历史学家说成是英国人在海外建设拓居点,比如西莱(JohSeeley)在其1883年出版的《英国的扩张》(TheExpansionofEngland)一书中就说,第一英帝国是建立在“旧殖民体系”基础之上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