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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帝国思想的产生（第2页）

美国宣布独立后，伯克又主张采取谨慎的步骤承认美国，这样虽然领土的自然纽带中断了，但还可以继续维持在血缘和传统友情之上的和平友好关系，不给英国的宿敌法国以可乘之机。[119]

在此期间，伯克关于帝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设想也日臻成熟。1775年3月，伯克在下院作了“论与殖民地和解”的演讲。他反对诺斯政府对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认为这会使北美人民对英国的最高立法权提出质疑，危及英国对北美的统治。接着他提出了未来帝国的政治安排，他说：“在我看来，一个帝国和一个单一国家是有区别的。帝国是许多国家在一个共同首脑下的集合，不管这个首脑是君主，还是共和国总统。”“在这个宪法体制下，附属国常常有许多本国特权和豁免权，这些特权与它的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妙。当然，彼此的纠纷，甚至非常严重的纠纷以及敌意也会经常出现，但是，虽说每一项特权都是对正常行使最高权威的豁免，却不是对这个权威的否定。”[120]

伯克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英国是首脑，但她又非首脑，也只是其中的一员”。在帝国各组成部分与最高权威之间常有激烈争吵，但它们与共同的最高权威彼此只要权限明确，就不会发生矛盾冲突。言下之意，帝国体制须有普遍的自由精神来保证，用他的话来说：“没有附属国，就不称其为帝国；而没有自由，就不称其为英帝国。”[121]

在伯克看来，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是那共同的称谓，血肉之情，相似的特权，平等贸易保护制度。“这些纽带，尽管轻如空气，但却坚如钢铁。”[122]也就是说，伯克主张用殖民地对母国的感情和挚爱的信念作为帝国联系的纽带，如果他们想独立，就应该让他们独立。他反对对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主张在宪法中承认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说：“别梦想你们的官方文书、你们的指令、你们的悬而未决的案件能把这个神奇的整体聚合在一起”[123]，在行为良好的帝国里，英国的自由与帝国的权力，英国人的利益和帝国其他臣民的利益会得到协调。[124]

关于殖民地政府形式，伯克认为应在自由的原则上，由殖民地人民根据他们的性格和实际情况予以决定：“只要你们有智慧使你们统治的这个国家成为自由的庇护所，成为汇集共同信念的圣殿，无论何处，崇拜自由的种族及英国之子，就会聚向你们。他们越热爱自由，他们就越会表示忠诚。”[125]伯克认为僵硬的指示只是被动的工具，正是英国人共有的精神给了他们生气和功效，“正是英国宪法的精神贯注给广大群众，熏陶、哺育、团结、激励并活跃了英帝国的各个部分，以至眷顾最细末的成员”。[126]

伯克的帝国自由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联邦分权为特点的思想，这是与当时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背道而驰的，也与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格格不入，因此有悖于当时英国的主流舆论。当时的英国，上至国王和多数议员，下至普通老百姓，其帝国观点基本一致，指导他们的仍然是重商主义的殖民理论，他们仍然把北美殖民地当作一个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权的英国公司来统治，而“无代表，不纳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脱离英国统治的法理依据。但是伯克等人的声音不足以动员英国民众，更不能改变乔治三世的顽固立场，其结果便是英国顽固坚持强硬政策，拒绝同北美殖民地和解，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走向战争以及第一英帝国解体。

伯克也把“自由”的思想应用到爱尔兰，用帝国的术语来解释爱尔兰问题。伯克出生于爱尔兰，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他十分清楚爱尔兰与不列颠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17世纪以来，爱尔兰人倍受英格兰的经济压迫，受英格兰的统治，承受宗教歧视。伯克呼吁改善爱尔兰的行政和法律体制，他知道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看到了二者之间的相同点，他主张宗教宽容，反对宗教上的强行统一，也反对把天主教徒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他一直坚持天主教徒的呼声应该被人们所听到，其利益受到保护。他意识到爱尔兰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但仍然反对爱尔兰像美洲殖民地那样独立，因为英国贵族和乡绅在爱尔兰有大量土地，倘若丧失爱尔兰这块殖民地，大批土地需要转手，造成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伯克的立场实际上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有很大差距。出于对英帝国利益的关心，伯克也不愿意对英帝国的躯体做伤筋动骨的手术，所以他主张爱尔兰与英国联合，在他看来，“爱尔兰置身于帝国之外对爱尔兰是个灾难”，爱尔兰的独立并不能使其自由得到保障。相反，“在帝国之内，爱尔兰应当保持自治”，应当抵制来自英国的不适当的干涉。[127]

所以，伯克的帝国思想是一种帝国自由的思想，伯克关心“帝国的安宁与繁荣”，也关心它的自由，保障宪法的福祉恩泽于所有臣民。他既对维护大英帝国感兴趣，也愿意维护殖民地的利益。伯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松散的帝国联邦，在这个联邦中，英王是大英帝国的共同首脑，英国是帝国中的一个成员。这个帝国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的，为了各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存在。任何以损害英国的附属国为代价，为英国谋取单方面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128]这种思想当时未被英国政府接受，但对未来的英帝国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70年代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建立以及20世纪英联邦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伯克思想的体现。

“殖民地托管”理论是伯克帝国思想的中心，对新帝国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所谓“托管”即在法律上持有某物，辉格党人将这个概念应用到帝国的统治上。第一帝国的本质是商业帝国，它主要关心利润，为此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而很少考虑英国能为殖民地做些什么。[129]这种情况在18世纪末因“福音运动”而发生了变化。“福音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对不幸的兄弟表示同情，而不论他们的人种、肤色如何。这种思想渐渐由以伯克为代表的辉格党人发展成“殖民地托管”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母国应对殖民地臣民负责，因此，给殖民地一个好政府是大不列颠的道德责任。帝国的统治应当公正，永远不出现暴政。[130]

早在1767年伯克就因东印度公司的腐败而愤懑，1773年他要求调查东印度公司的种种劣迹，对其约束管理，将其改变成一个“纯粹的贸易公司”。在伯克关于印度事务的一系列演讲中，在伯克不遗余力所发起的弹劾前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中，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正如伯克在弹劾黑斯廷斯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呼吁平等精神，正义精神，保护精神，慈悲精神，这些应当成为每一个英国统治的地方的特征。”伯克从政不久，便注意到了印度问题。美国独立之后，他认为国内主要问题来自“在印度的阴谋和错误行径的持续混乱”[131]，他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英印当局的改革中。关于印度事务，伯克主要做了两件事情：（1）1783年，和福克斯[132]共同提出《印度法》，发起对英属印度当局特别是对东印度公司的改革；（2）1786—1795年，在英国议会中发起长达10年之久的弹劾英国前印度大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的运动。

伯克的“殖民地托管”理论就是在对英印政府的猛烈抨击中形成的。18世纪80年代，伯克在议会内外对英属印度政府及东印度公司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他坚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腐败的，必须通过议会立法来对它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1781年，伯克出任英国议会关于印度事务的专门委员会（ASeleittee）主席，并准备了一系列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不断提倡责任意识，从而深深影响了英国同非欧裔殖民地的关系。[133]

1783年12月，伯克在下院发表“关于福克斯先生的东印度法”的演说，这是他关于印度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在这篇演说中，伯克列举了大量事实和证据，说明以黑斯廷斯总督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的横暴统治给印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力主对印度进行改革。伯克声称如果无止境地勒索殖民地只会导致冲突，他说：

20年之后，我们在印度的征服像当初一样残酷，土著人很少了解他们所看到的灰头发的英国人，一帮年轻人（几乎是小男孩）统治着那里，他们之间没有友谊、他们对土著人毫不同情。……英国没有修建教堂、医院、学校、宫殿；英国没有修筑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134]

针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腐败暴虐给印度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一现象，伯克认为，英国在印度滥用权力，臭名昭著，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35]伯克有关印度的演讲，让人明显感到他深信：在帝国政府中，英国应当关注它的声望和名誉，而不应只关心其利益和权力。利益只是暂时的，“只增加其商业利益而没有相应的声望和名誉”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交易。[136]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是垄断、特权的特许状[137]，如果滥用职权，契约就被破坏。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已经背离了它的真正目的，“已经完全不可改正，而因为他们在行为和体制上是不可改正的就应该把权力从他们手中拿掉”[138]。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权威是托管的分支，那么我们的权威就是托管的源头。[139]

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就要在殖民地实行法制，以此来根除腐败。伯克讲道：“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法案要剪除这种影响之源。其设想和主要的目的是要在法律的诸原则上规定对印度的管理。”[140]1786年之后，伯克持久不懈地在议会下院发起弹劾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运动，伯克认为，黑斯廷斯是腐败的代表。[141]他在弹劾黑斯廷斯开场演说中讲道：

今天的事情不是这个人的事情，它不单单是要在法庭上确认这个被告有罪与否，而是数百万人将沦为悲苦或得到幸福的问题。这个决定不仅关系到现在作为大英帝国最大部分的印度的利益，而且将决定英国本身的信誉，我们要通过这一审判决定个人犯罪是否会被转变成公共的罪行和民族的耻辱，或者这个国家是否将把给其政府投上短暂阴影的这类罪犯改造成反映这个王国的荣誉、正义和人道的永恒光辉的东西。[142]

对黑斯廷斯的弹劾不仅是对黑斯廷斯个人的弹劾，而是对英国腐败的殖民制度的弹劾，是对“人道和正义”原则的呼唤。纵观伯克所有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出，伯克并不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更无意把英国的权威从印度完全撤出，而只是希望改变英国对印度的腐败统治。但不能否认，伯克确实想以“正义和人道”为原则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他对印度人民的深重苦难抱以同情。遍览伯克关于印度的演说和书信，他对以黑斯廷斯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专横统治及肆意掠夺无比义愤，同时也表达出对印度人民的怜悯。

我们反对地理道德论……道德的法则到处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在英国视为折磨、掠夺、贿赂以及压迫的行为，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整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了。[144]

1788年，此案的审理和辩论进入**，伯克在议会和调查委员会的发言总是慷慨激昂，他说道：

我控告沃伦·黑斯廷斯先生犯有重罪和轻罪。

我以大不列颠议会下院的名义在议会会议上控告他有负议会的信任。

我以大不列颠全体下议院议员的名义控告他玷污了国家的名声。

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控告他破坏了印度的法律、权力和自由；他毁掉了印度的财产；使印度的土地变成荒漠。

我以他所违背的永恒的正义的法律的名义，并根据这些法律控告他。

我以人性的名义控告他，他肆意践踏人性，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和景况好坏都遭他中伤和迫害。

最后，以人类本身的名义，以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名义，我弹劾共同的敌人及所有的压迫者。[145]

最后，当英国议会宣布对黑斯廷斯所有的指责不成立时，伯克写道：“我们来这里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呼唤正义。”[146]他还说：“为人制定的政治权力，必须最大限度为人谋利。”[147]

这样看来，“殖民地托管”理论的原则就是“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也应用英国的原则去统治。英国应当关心印度人民的疾苦。

为保证“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能在印度实行，伯克还为东印度公司设计一套制度，使东印度公司对其在印度的政府负责。为此他起草了一系列印度法，目的是要将其改变成一个类似现代公共机构的组织——一个独立于政府但受章程约束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组织。[148]

“殖民地托管”理论也是对重商主义只关心利润的旧殖民政策的否定，第一英帝国是由私人冒险公司拓殖的，英国政府对冒险公司在海外的活动很少过问。在白人殖民地，由于其居民大都是英国移民，他们把英国的法治传统也移植到了殖民地，但在印度这样的土著人殖民地，东印度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在那里不断挑起战争，大肆抢劫财富，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的灾难。“殖民地托管”理论试图改变这种不关心土著人生死的非人道做法，通过为殖民地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缓和英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以利于英国在印度的持久统治。此后，英国人也开始关心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教育等事务了，他们开始在印度修筑道路，兴办学校，革除落后的习俗，为殖民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伯克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殖民理论有所不同，斯密理论的核心是殖民地自由贸易，即英国对殖民地不实行独占政策，任其同所有国家自由进行贸易。斯密认为与其耗费巨大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占领费用来独占殖民地，倒不如放弃这种独占，省下这笔钱，用自由贸易的办法来取得更多的利润。他主张给北美殖民地以议会代表权，使之自动服从于英国。[150]伯克的帝国思想着重于政治方面，主张用联邦的方式对帝国进行统治，用感情、挚爱的纽带来维系帝国的统一。同时，英国应改变统治方法，用人道的方法统治殖民地。当然，他们二人的帝国思想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代表了英国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