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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第1页）

三、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

如果说皮尔在推行自由贸易时，对殖民地的利益没有过多的考虑，那么，他对自由贸易与英国繁荣强盛之间的关系却非常明了。在皮尔看来：廉价而丰富的外国食品能够保证英国工业与商业的优势，因为它将促进英国资本的增加，而资本的增加反过来又将保持英国的工商业优势。因此，“‘前进’必须成为帝国的座右铭，英国必须充分担负起上帝所赋予她的使命。英国是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主要联结点，她在财力、创造性、声望以及海军力量上超过所有的国家，不必惧怕竞争”[80]。

皮尔之所以对自由贸易必将给英国带来商业繁荣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并非由于“反谷物法同盟”对自由贸易的极力倡导与鼓吹，而是由于英国自身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工业优势。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40年，的确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工业革命在各个领域迅猛发展，其巨大成就让世人瞩目惊叹。以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纺织工业为例，1815年后的25年里，它以每年6%—7%的比率增长，到1837年已吸收英国全部工业劳动力的30%，其产品占了整个英国出口产品的70%。[81]整个19世纪中期，质优价廉的英国棉纺织品始终牢牢占据着世界市场。

英国人欢欣鼓舞地面对蒸汽时代的来临，一些眼光睿利的人已经预感到工业化将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1830年，利物浦勋爵与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司库亨利·布思（HenryBooth）的一番话，最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英国人对未来的预见：“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机械的法则——整个19世纪的哲学——将广为传播。世界已接受了新的推动力。时代的浪潮就像一条新世界的巨大河流，浩浩****，一路奔腾，汹涌澎湃，不可阻挡。”[82]当时，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无论是政府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还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具有共识的：不列颠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足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业产品，因此，有资格同时更有需要占据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在英帝国贸易与经济扩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炮舰政策”应运而生。所谓“炮舰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以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后盾，在全世界扩展英国的商业贸易和势力范围，并维护帝国的权威。由于1815年之后强大的第二英帝国已经形成，在以欧洲强国为主的国际竞技场上英国已没有真正的对手，因此，炮舰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张帝国的版图，而是获取对于英国来说至关重要的贸易特权或政治控制权。同时，英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是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而且往往只需炫耀一下停泊在近海的军舰与大炮就能奏效，因此炮舰政策通常又被称作“炮舰外交”（GunboatDiplomacy）。

英国海军与英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在与各欧陆劲敌几个世纪的争斗中，英国正是凭借着海军力量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抢夺了大量殖民地与军事要塞，在建立起庞大的第一英帝国的同时，掌握了对海洋的控制权。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之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更为巩固。“海上霸权自始至终是英国的扩张、英国对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影响、以及英国作为一个大国存在的条件。英国海军所保卫的贸易通道，不仅仅是道路，而且是英国的命脉。”[83]

历代英国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皇家海军就没有英国的对外贸易与海外殖民地，没有海上霸权也就没有帝国的声威与安全。对政治家们来说这几乎就是一条自然法则。例如，在1842年的政府预算中，皮尔为了弥补因降低关税而减少的政府财政收入，不得不开征会招致反对的个人所得税，但他却没有削减英国皇家海军的费用。1845年，当通往自由贸易之路进入最后关头时，皮尔甚至与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背道而驰，在财政预算中要求增加海军军费100万英镑。[84]1903年，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JohnFisher）骄傲地指出：“大英帝国是浮在不列颠海军军舰之上的。”[85]在所有关于英国海军与帝国关系的评论中，这句话不仅形象生动，同时也最为精辟。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期，由于“不列颠帝国的大部分处于一种实力——政治权力的真空之中”[86]，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商业贸易以及工业化上都发展到顶峰，成为无可匹敌的全球性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英国不仅同时担当着海上霸主、工业霸主和最大殖民帝国的角色，而且将其海军的绝对优势与强大威慑力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正是由于英国占压倒优势的海军舰队，列强之间“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在整个19世纪失去了全部意义。

然而，英国推行炮舰外交最为突出的年代，却是在19世纪中期。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们通常认为，“1835―1860年是炮舰外交和海军干涉的时代”[87]。炮舰政策之所以集中体现在19世纪中期并非偶然，它恰好印证了英国海军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英国放弃传统重商主义原则，逐步废止垄断与保护，彻底实现自由贸易的年代，也是英国稳居头号工业强国地位而没有对手的年代，英国要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拓展贸易机会和商品市场。如果说自由贸易已成为最代表英国利益的康庄大道，那么，炮舰政策则是攫取和保护这种利益的制胜法宝。

在炮舰外交上，最充分地体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人意欲征服世界的雄心，和海上霸主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傲慢：英国需要的是贸易机会与特权，追求的是进入全世界市场的自由，如果有落后国家不愿给予这种自由，那么就强迫它给予，或者是用外交威胁手段，或者是直接动用武力，用皇家海军发射的“24磅重的道德力量”[88]，直至达到目的。

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家，大多支持并积极推行帝国的炮舰外交政策，但要论其中最为忠实自觉并成绩斐然者，则非帕默斯顿莫属。帕默斯顿子爵（3rdViserston）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对19世纪不列颠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政治家”[89]。帕默斯顿又是个跨越时代的人物，他漫长的政治生涯反映了英国政治从保守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的历程，也折射出步入鼎盛时期的英帝国耀眼的光辉。

帕默斯顿本名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JohnTemple1784—1865），1802年继承其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和同时代的许多英国贵族政治家一样，帕默斯顿也是以托利党立场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并大约从20年代后期起转向自由主义。他于1807年进入议会下院，1809年起先后在托利党政府海军部和陆军部任职，曾长期担任陆军部军务大臣（secretary-at-war），至19世纪20年代成为托利党内坎宁派的重要成员。

帕默斯顿赞成议会改革运动，支持天主教解放法案。1828年拒绝进入威灵顿内阁并离开托利党。1830年格雷组建辉格党内阁，帕默斯顿担任外交大臣一直到1841年（除了1834年底至1835初的第一届皮尔内阁）。在1846—1851年的罗素内阁中，帕默斯顿再任外交大臣。1852年至1855年任阿伯丁内阁的内政大臣。从1855年到1865年，除了1858—1859年保守党的短期执政，帕默斯顿始终担任自由党内阁首相直至去世。在同时代的政治家中，帕默斯顿对欧洲事务与英帝国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历史学家因此称“19世纪中期是帕默斯顿的时代”[90]。

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帕默斯顿公开宣称：“除了那些涉及到自身政治或商业的特殊利益，英格兰的真正政策，就是成为公正与正义的支持者。”[91]在长期的外交大臣和首相任期内，帕默斯顿将英国的自由主义国际形象推进到新的境界，他支持比利时从荷兰取得独立，对波兰的民族起义表示同情，与法、西、葡结盟以抗衡俄、普、奥“神圣同盟”，避免卷入美国内战，允许欧洲各国的政治流亡者进入英国，等等。帕默斯顿曾在议会宣称：如果大陆国家向英国提出驱逐流亡者的要求，“他们将遭到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愿意为他国内部的安全而操心”[92]。

尽管帕默斯顿的举动多出于“均势外交”中制衡列强的考虑，甚至仅是一种姿态，但无疑都符合英国的利益，这不仅为帕默斯顿赢得了个人声誉，也“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自由主义的斗士”[93]。然而，帕默斯顿的政治实践，更多的是与保卫英国的贸易权利和商业利益，以及捍卫帝国的权威相联系。帕默斯顿是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他把自由贸易称作“伟大的自然法则”，是“万能上帝之下的国际法”。[94]他对英国向全世界扩展贸易的行为充满道德上的自豪感，认为“为了使人类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商业用一只手引导着文明，另一只手引导着和平，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95]。因此，“商业是文明的最好先锋”[96]。

美国史学家戴维·罗伯茨（DavidRoberts）这样评论帕默斯顿：他是“一个爱国心很强的英国人，一个工商业和海军举世无敌的国家的外交大臣。他把英国的传统利益时时放在心上，但他的外交政策也不免对英国的强国地位和大国偏见很敏感。他动不动就准备派遣军队，无时不在考虑维护英国的尊严，尤其是当他的外交胜利赢得了有爱国狂的国会或舆论的喝彩时”[97]。

应当说，这一评价恰如其分。由于帕默斯顿在积极运用武力维护英国及帝国的利益上不遗余力，他的名字几乎成了英国“炮舰政策”的代名词和同义语，19世纪中期的英国外交也鲜明地打上了帕默斯顿的烙印。

帕默斯顿是个帝国观念极强的政治家，在他的外交考虑中，保卫印度的安全，保卫英国通往印度航线的安全，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战略目标。为此，他将英国外交的重点放在与沙皇俄国在近东与中东的争斗上，千方百计地遏制俄国领土与势力的扩张。例如1839年发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1841年联合法、普、奥与俄国签订阻止其控制黑海海峡的《伦敦海峡公约》，1856年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等等。但同时，对于大英帝国所享有的至尊地位，对于所谓英国保卫其臣民利益的责任，帕默斯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衷与执著。

然而，历史学家们认为，与其说帕默斯顿关心的是英国商人的利益，不如说他关心的是事件所涉及的原则——关乎到英国国家利益和帝国权威的原则。1846年，在给当时的香港总督戴维斯爵士（JohnFrancisDavis1795—1890）[98]的信中，帕默斯顿写道：“我必须说，不管哪里的英国臣民处于危险中，英国的军舰就不仅应当被派往该地，而且只要有保护英国利益的需要，它还将维持在该地的存在。”[99]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唐·帕西菲科事件”上，帕默斯顿把英国人那种有强大海军和工业优势作后盾的霸道与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帕西菲科（DonPacifico）是一个葡萄牙犹太人，因出生在直布罗陀而获得英国国籍。1847年他在希腊雅典的住宅被当地示威民众烧毁，帕西菲科向希腊政府索赔遭拒，引发英希两国之间的冲突。帕默斯顿以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为由，将英国舰队派往希腊海岸实行封锁，扣押了一部分希腊船只，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希腊赔偿帕西菲科的损失3。1万英镑。英国的行动又招致与法国的外交纠纷，因为法国、俄国与英国都是希腊独立的保证者，1850年法国撤回驻伦敦大使以示抗议。

帕西菲科并非地道的英国人，希腊又是一个1830年刚刚获得独立的弱小国家，对英国的利益和安全并没有构成威胁，帕默斯顿如此大动干戈，态度如此强硬蛮横，在国内引起很大非议。上院对帕默斯顿表示了谴责，首相罗素决定在下院进行信任投票，这给了帕默斯顿捍卫自己立场的机会。1850年7月，下院针对政府的希腊行动进行了四天的辩论。

帕默斯顿为辩论作了精心准备，翻阅了外交部文件不下2000份。根据记载，帕默斯顿的发言从1850年7月25日晚9时45分开始，到次日凌晨2时20分，在将近五个小时的长篇演讲中，他将唐·帕西菲科事件说成是“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原则、英格兰的重大利益及其荣誉和尊严的问题”[100]，为自己的政策作了极为成功的辩护。帕默斯顿的传记作者巴林·佩伯顿（Barion）称：这次“严肃的、说理的”演讲，“是帕默斯顿政治生涯中最伟大的一次”，赢得了包括反对者在内的交口称赞，会场内欢呼声不断。其中最具鼓动性也最受欢迎的一段，后来成了最能代表帕默斯顿炮舰外交政策的名句：

……决定女王陛下政府外交政策的原则，以及使我们一定要向我们的海外国民提供保护的责任感，对于那些执掌英国政府大权的人，是正确的、适当的指南与向导。如同古罗马人宣称“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受侮辱一样，一个英国臣民，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将充满自信——英格兰警惕的眼睛和强大的臂膀将保护他免受任何不公。[101]

帕默斯顿“充当了那个时代英国人的代言人”[102]。他的精彩演讲不仅在议会获得巨大成功，更受到议会外英国民众和众多海外英国人的欢呼，他将英帝国与古罗马帝国的类比，极大地丰富了英国人对帝国权威与荣耀的想象空间，因此被罗素在议会辩论中誉为“真正的英国大臣”（theMinisterofEngland）。[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