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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殖民地的双重标准（第1页）

五、殖民地的双重标准

英国对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缓和了自帝国丢失美洲起就没有解决的矛盾，带来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新型关系。新的殖民政策在各殖民地渐进推行的过程，也是英国人的传统帝国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冲突的过程，新帝国观就在这种冲突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舆论，成为同时代英国政治家、思想家的基本共识。

新帝国观的核心，就是允许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政府，鼓励殖民地人民自己照看自己，从而卸掉或减轻英国在旧殖民体系下对殖民地承担的传统责任：给殖民地的优惠关税、管理殖民地的行政费用、保卫殖民地的军事开支等等。但帝国仍然是一个统一整体，英国对殖民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防卫和外交上的责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所分析的：“不列颠继续去保卫贸易据点，继续派遣军队和总督去海外，但大部分政治家将帝国看作一种责任，而不是利润的来源。”[143]

新帝国观内涵的范围非常明确，它仅指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起来的白人殖民地，而将帝国最大也最有价值的东方殖民地印度完全排除在外。考虑到新帝国观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全面胜利，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这其中隐含着的矛盾显而易见。

许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国这一时期在国内政策与印度政策之间的相悖之处：英国人早已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在印度却加强推行重商主义，英国人在国内正不断走向自由主义，但在印度却坚持专制统治。[144]

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帝国》一书中提到，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里曾发出这样的诘问：“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145]

是什么东西阻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人在给予白人殖民地自治权利的同时，不愿将自由给予印度人民？显然，原因绝不仅仅只是印度尚未成熟到能够管理自身事务这一条。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英帝国拥有两种不同的海外殖民地，一种由移民垦殖形成，另一种由武力征服得来，人们对殖民地的看法也因此而大相径庭。

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发展起来的殖民地，与英国有着强大的血缘、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因此，英国人从来都认为：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殖民地是英帝国的海外儿女，而英国理所当然地是这些殖民地的“母国”。这种意识在英国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不仅构成了整个旧帝国观念的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得到了殖民地人的心理认同。

关于这种观念的来源，英帝国史鼻祖约翰·西利曾归结于近代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他指出：“近代关于国家的概念，使人们认为移民海外并非是离开国家，而是和国家在一起，英国人所到之处就是英格兰，法国人所到之处就是法兰西。”[146]因此，殖民地人当然也就是海外的英国臣民。

的确，我们在西欧国家早期的海外殖民地中，可以随意地找到大量类似“新英格兰”“新约克”“新法兰西”“新阿姆斯特丹”“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这样的地名，它们的存在有力地证实了西利的这一分析。

除了国家观念外，另一个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英国人在海外移民的地方几乎全是“无主的空地”。说土地无主，当然不是说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不在当地居住，而是说，在英国人眼里，他们不拥有土地。土地私有的观念在这些人那里是不存在的，因此土地没有主人。这一逻辑当然很是奇怪。

按照西利的观点，这是英格兰的“运气”，因为英国“在地球上占有的部分是如此空旷，以至于为新移民提供了无限的生存空间”[147]。殖民地的好处在于为无土地的人们提供土地，为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财富，这种观点在英国人看来是最简单而普通的常识。为了可以廉价获得大量土地，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为了寻找比在英国本土更多的发展机会，英国人一代一代地漂洋过海，迁居殖民地。

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压力，英国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也都把目光指向殖民地，把向海外移民作为缓解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在美洲和澳洲新大陆未开垦的空地上进行移民垦殖活动，是英帝国海外殖民的主要形式，也是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建立和经营海外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美洲建立起来的是英国式的地方自治，移民们也从不怀疑自己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当北美殖民地人民举起反抗旗帜时，喊出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提交的是给国王的请愿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为责任制政府而斗争时，要求的是地方自治的权利。而无论是不纳税的口号还是自治的要求，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殖民地居民也是英国人，有权享有国内英国人已享有的民主和自由。

英国人对于移民殖民地及其居民地位的看法，也基于同样的前提。例如，对于18世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所有同情他们的英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自由是殖民地人的权利。直到100年后，约翰·西利爵士在回顾这一英帝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时，仍然认为：英国的旧殖民制度实际上完全不是暴政式的，并不是英国不该对殖民地进行干涉或者干涉得太多，而是干涉的不正义，才招致殖民地人的不满与愤怒。[148]

在19世纪中期殖民地公共土地支配权问题上，英国政府曾经与殖民地人民长期对峙，殖民大臣格雷坚持认为：“帝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不应当将处理殖民地皇家土地的决定权交给（殖民地）地方当局，这份王室作为托管人拥有的地产是为了全体英国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居住在国内还是居住在殖民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少数殖民地居民。照管这笔巨大的财产，是国王的仆人们和英国议会的职责。”[149]

约翰·密尔曾批评英国人对待加拿大人“像一个缺乏教养的兄长”，但对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的关系更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的权威曾经是绝对的、无可怀疑的，但随着儿女们走向成年，他们被给予越来越大的自由，直到他们离开父母的家，走自己的路。[150]

因此，英国人在面对殖民地人民的自治要求时，虽然并不情愿，如同父母面对独立要求日盛的孩子，但当发现反对已无济于事时，也就十分安然地作出让步，如同开明的父母意识到子女已长大成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没有遇到太强烈太持久的阻挠，移民自治的原则之所以很快确立并成为新的帝国政策，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帝国另一类由征服得来的殖民地，英国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历史留存下来关于英国人对印度统治问题的论述中，最开明最激进的立场也不过是给印度人民一个好政府。这里我们不妨以约翰·密尔的立场作为例子。

约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旗手，一生中始终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以及移民殖民地的自由而大声疾呼。他积极促进议会改革，同情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支持妇女的选举权，支持爱尔兰的土地改革，是国内政治和殖民地改革中的激进派。但是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却从不认为印度人民有权得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已获得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约翰·密尔将印度直接划为不具备实行代议制政府资格的英国属地：

自由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可以保有因征服或殖民而取得的属地属国；我们自己的属国就是近代史上这类事例中最主要的事例。……远离本国、地域较大、人口较多的领土被作为属国，它们或多或少须服从有主权的国家的主权行为而在其议会中却并无同等的代表权（如果有代表权的话），这种领土可以分为两类。有些是由具有和统治国家同样的文明的人民组成的，能够并具备条件实行代议制政府，如在美洲和澳洲的领地。另一类，像印度那样，则和那种状态仍相距甚远。……落后的人民直接隶属于较先进的人民或者处于后者的完全的政治支配之下已经是通常的情况，并将迅速成为普遍的情况。[151]

约翰·密尔认为，专制统治有好的和野蛮的之分，好的专制统治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而印度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作为文明国家的英国应当对印度实行好的专制统治，以使其走向文明和进步：

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在为使人民适于较高文明所特别欠缺的方面对他们加以训练的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有一些社会，单纯专制政治的确不具有任何有益的效果……这时进步的几乎唯一希望依赖于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在现时很少有什么问题比如何组织这种统治更为重要，俾使这种统治成为对从属人民的好的统治而不是坏的统治，提供给他们以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政府和最有利于未来持久发展的条件。[152]

约翰·密尔特别强调并精心论证的，是怎样才能给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一个好的专制政府，而不是英国对这个通过征服得到的殖民地的统治权本身是否正义？在密尔那里，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无需证明的。

约翰·密尔对英国在印度统治权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其个人的经历有关。他曾经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文职官员长期在伦敦总部供职，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是同时代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没有的。

在密尔的论述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经历留下的痕迹。例如他指出：虽然对被统治者负责是好政府的最大保证，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对英国负责却是有益的，因为当政府的行为遭到非难时，英国的议会制度能保证公众了解争论中的问题，也能对直接统治者的行为作出有效限制。总之，英国人民履行他们对印度的责任，靠的不是直接统治那个国家，而是靠给它以好的统治者。他还显然不赞成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权的做法[153]，认为废除这一中间统治手段是眼光短浅的行为，因为“一个自由国家试图通过它自己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统治一个遥远的、居住着不同人民的属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唯一可能取得相当成功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经授权的比较有永久性的机关进行统治，只给可能变更的国家行政部门以视察权和否决权”[154]。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密尔所谓“好的专制政府”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世纪末那场著名的“黑斯廷斯审判案”（WarrenHastingstrial）中[155]，英国人就已经表达了相似的立场，爱德蒙·伯克多次在演讲中激烈抨击“腐败的东印度公司”，其主要的伦理依据就是英国应当给印度一个好的政府。

历史已经前进了半个多世纪，自由主义不仅形成更加完备成熟的思想体系，而且早已走出学者和思想家的书斋，成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但约翰·密尔关于帝国对附属国人民实施统治权的思想并没有超过伯克。这一事实本身，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英国人对附属殖民地的基本看法。如果说不少英国人曾经对印度的历史与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尊重，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它们已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印度是个落后的半野蛮国家的认定，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念，而约翰·密尔的思想在大的方向上与这种观念是一致的。

维多利亚早期是英国人对帝国与殖民地问题空前关注的时代，但印度事务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说在对印度的统治原则上，英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至多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统治手法或策略，例如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英军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等等。

英国社会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移民殖民地政治改革以及相关的殖民政策上，集中在对整个帝国的态度问题上。无论是议会讲坛还是报刊舆论，帝国事务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从来没有看到过英国人对帝国和殖民地问题表现出这么高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对帝国政策的激烈批评。

根据资料统计，1830—1840年间英国议会平均每年有40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内容涉及奴隶制、西印度群岛、上下加拿大起义等。1840—1850年间，加拿大、澳大利亚、蔗糖关税以及殖民地移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舆论焦点，议会平均每年有30场针对相关问题的辩论，在汇辑出版的《议会议事录》（Hansard）中，殖民地问题的内容平均每辑占了8%。[156]

除了议会中的辩论发言外，同时期各种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文、小册子以及著作的出版也十分活跃，许多同时代英国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活动家通过出版物阐述了自己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立场，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则利用各种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理想中的帝国。

很显然，这一时期是英国告别旧殖民制度、走向自由贸易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信条在英国全面确立、自治原则在各移民殖民地胜利实现的时期，人们对帝国问题与殖民地事务的高度关注，既反映了帝国内部日渐突出的矛盾，也反映了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大变革，新的自由主义帝国观正是在这种关注与变革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关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有太多对帝国及其政策的批评性评论，特别是出现了一种鼓吹殖民地与母国相分离，反对英国进行新的领土扩张的社会思潮，加上同时期移民殖民地陆续取得自治和英国从殖民地撤出驻军的现实，使许多帝国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和19世纪末好战的新帝国主义社会风气相比，19世纪中期是一个对帝国漠不关心的分离主义时代[157]，是“不努力扩张的时代”[158]，甚至是“反帝国主义”的时代[159]，直到19世纪末期，面对新的世界局势，英国人才重新燃起对扩张帝国领土的热情，积极参与对非洲的瓜分。

这一结论在长时间内成为英帝国史学的传统观点，一大批有影响的著作使它广为传播，其中多卷本的帝国史权威著作《剑桥英帝国史》（从1920年代起陆续出版）就是传统观点的集中代表。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历史学家不再囿于权威结论，他们试图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ImperialismofFreeTrade）[160]这个新概念，来解读19世纪的英帝国。针对传统的“分离主义说”和“反帝国主义说”，他们提出了“非正式帝国”的概念，认为整个19世纪英国的对外扩张存在着明显的统一性与连贯性，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并不比19世纪末的英国人更反对帝国。[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