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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人与英帝国（第1页）

三、英国人与英帝国

从传教士到政治家，英国人对帝国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在现实利益上，绝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帝国是与英国的强大、富裕以及世界影响力密不可分的。“如果不列颠丧失了它的帝国，它就将丧失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地位：它将在物质上陷于穷困，在军事上受到削弱，英国人民还将大量丧失在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能力。”[60]而从历史上看，英国人从来就具有十分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一直可以追溯到不列颠民族形成之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英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也许是西欧各民族中最为强烈鲜明的。“英国人深深感到他们的伟大并且他们已赢得了许多次巨大的胜利，以致他们认为他们是不会输的。在战争中，他们是全世界最信心十足的国家。……即使在15世纪中期，当英格兰不那么走运时，英国人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信心仍是不可动摇的。”[61]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发现，“英格兰人极爱他们自己和属于他们的一切。他们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而当他们见到一位漂亮的外国人时，他们便说‘他长得像个英格兰人’，并说‘可惜他不是英国人’”[62]。

有一段流传甚广据说是出自帕默斯顿首相之口的幽默对话，极生动地表达了英国人所特有的优越与自豪感：“法国人说：‘假如我不是法国人，我一定希望做个英国人。’英国人说：‘假如我不是英国人，我一定希望成为一个英国人’”[63]。

随着英帝国在19世纪迈向鼎盛与辉煌的步伐，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也在进一步强化，詹姆士·密尔在《英属印度史》（1817）中已经提出“文明等级”的概念，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1861）则极力夸赞“自助的和奋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奋斗的、进取的性格……本质上是人类普遍进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础”[64]。

“文明等级”的观念在19世纪的英国特别盛行。维多利亚人相信存在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阶梯，所有的民族在上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英国人自然是处在进步阶梯的顶端，因而是文明的领导者，“美国人最接近英国人的位置，其后是德意志人，因为他们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正确的宗教。在盎格鲁—撒克逊领导者之后，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然后是其他拉丁民族”[65]。

除了强烈的自信心和种族优越感，不列颠民族还格外崇尚大胆冒险与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基督教新教的教义紧密结合，为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形成、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大、持久的动力。

在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活动中，英国人实际上属于姗姗来迟者。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最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一直是最强大的海上帝国，依仗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军的优势，在美洲新大陆的殖民征服和掠夺中独占鳌头。而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跻身于美洲的殖民活动，1607年第一个移民据点的建立和1620年“五月花号”的到达，是英国人进入北美的标志性事件。但100多年过去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多半放弃、丢失或根本未能建立起来，唯独英国人在大西洋沿岸扎下了根，13个殖民地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同时期在北美进行殖民的国家中，只有法国人的成就可以和英国人相比，但七年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以及后来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出售，法国人便完全退出了北美大陆。

对于欧洲群雄逐鹿北美如此结局的原因，特别是法国占有广阔的地区却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在北美站住脚的原因，研究者们已经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英法两国的殖民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英国人所建立的是真正的移民殖民地，而法国人却主要是少数商人在广阔区域内与印第安人进行毛皮贸易。严格地说，法国人从没有真正定居下来，更谈不上像英国人那样进行垦殖了。

移民的定居需要在土地上的垦殖开发，移民点的建立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如果没有早期移民们的坚韧不拔和吃苦耐劳，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就不可能生存下来。英国人在殖民时代表现出的顽强进取精神，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得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英帝国史学家马歇尔（P。J。Marshall）指出：“不列颠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社会，（充满雄心的）英国人离开不列颠岛，在全世界寻求商业利益，并宣传他们的价值观。”[66]殖民地的建立和帝国的存在，为不列颠民族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提供了最好的用武之地。

不列颠民族在历史上曾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岛民偏狭心理，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就曾说过自己“仅仅是个英吉利人”[67]。但至少在英帝国的近代扩张史上，英国人从来就不缺乏离开故土去往未知世界的勇气，当然，他们更不缺乏获取和掠夺财富的渴望与贪婪。

英国上层社会众多的富家名流中，有许多人的祖先或本人就有这样一部发家创业的历史，这里我们不妨选取出过父子两代首相的皮特家族作为例子。

小皮特的曾祖父托马斯·皮特（ThomasPitt1653—1726）是整个家族的创业者，是个大胆的冒险家，其传记作者认为，他“是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并努力去干的人”。托马斯·皮特的经历就像是一个传奇故事，年轻时当过水手，后来跑到印度经商。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他甚至不顾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涉足公司的特许贸易范围，并因此被罚款1000英镑。但他最终还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并担任了公司的高级雇员，甚至官至马德拉斯总督（1698—1710），在12年的总督任内，他到处搜集钻石，因此有“钻石皮特”的绰号。1701年，他终于在马德拉斯搜寻到一颗重达410克拉的世界第二大钻石，花2。04万英镑买到手后带回伦敦，请人切割打磨成多块钻石，兜售给欧洲各国王室，1717年，他以13。5万镑的天价将其中最大的一块卖给了当时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68]海外几十年的冒险生涯为托马斯·皮特赢得了财富和声望，回国之后他便购买了康沃尔郡最好的地产，其中包括衰败的老萨勒姆选区，之后，他本人和他的子孙们就从这个选区走进了议会下院。[69]

对财富和冒险生涯的渴望使“移居海外似乎成了英国人的习惯”[70]，到殖民地经商或到东印度公司任职几乎成了生财之道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想赚钱，他可以经营海外贸易，或成为一个律师。如果他想冒险，则有东印度公司。”[71]

从事各种海外贸易或投机活动在英国长期成为一种时尚，被看作是迅速致富的最佳方式。例如自由党著名领袖威廉·格拉斯顿首相（WilliamGladstone1809—1898）的父亲约翰·格拉斯顿，既是经营印度贸易的富商，同时又在西印度群岛拥有自己的奴隶种植园。[72]

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的本杰明·迪斯雷利首相早年也作过海外发财梦，1824年他与人合伙参与美洲矿业投机生意，但他的运气很糟，生意始终亏损，短期内迪斯雷利就背上了几千英镑的巨额债务，直到30年后才全部还清。[73]

从17世纪初起，除了那些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祖国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普通民众移民新大陆或到海外撞大运的人何止成千上万，但历史从来只记载那些成功者留下的轨迹，因此托马斯·皮特的发家史虽然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却是英国人在海外追求财富历史的一个缩影。

移往殖民地的人群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什么社会等级的人都有。根据乔治·马考莱·特里维廉（GeeMacaulayTrevelyan1876—1962）的分析，至17世纪末，移民的主要成分为：积极进取者、持不同政见者、受压迫者、欠债者、罪犯以及各种国内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74]

显然，移民中的大部分来自社会的底层。

从18世纪起，英国开始出现移民热，移民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普通英国人将迁居新大陆作为寻找新的机会、改变生存状态和命运的最佳选择。美国革命爆发前15年，约有5。5万爱尔兰人、4万苏格兰人、3万英格兰人移民北美，许多苏格兰人或是在印度据有高级文官的职位，或是变成了西印度的种植园主。[75]

拿破仑战争曾经使移民进程被迫中断多年，待到战争结束，移民海外的浪潮犹如开闸放水般汹涌，规模也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出现了一个英国人进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开普殖民地的滚滚洪流。

政府对移民潮也予以积极的支持。1823年，议会拨款5万英镑资助268个去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移民，1825年又以每人20镑的代价资助了2024个爱尔兰贫民迁往殖民地。[76]人们到处在谈论着向海外移民符合“上帝的安排”，能将“英国的名声、法律及影响传遍全世界”，并服务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地球上繁衍壮大的使命”。[77]

从1815年到1914年，100年间大约有2500多万人离开英国，其中去美国的占了一半稍多，约有1300万人，其余的分别去了帝国各殖民地，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等。[78]但上述数字是整个19世纪的统计，它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英国人移民美国的**与不同时期的移民混在了一起，没能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重点。

如果我们单独选取19世纪初期到维多利亚中期这一时段，就会发现，1815年以后的60年间，约有700万英国人迁居海外[79]，其中移往帝国各殖民地的占了大多数，许多殖民地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例如新西兰在1853年白人居民只有3。3万人，至1878年已达41。2万人。加拿大人口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上、下加拿大在1841年合并时的人口总数为115万，10年后增加到184万人，再过10年又猛增到250万人。新建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初几乎渺无人烟，1858—1860年间大约有居民2万人，到1870年已上升到6万人，短短10年里居民人数增加了2倍。[80]

一首叫做《移民的梦想》的维多利亚时代流行歌谣，唱出了千百万移民海外英国人的心声：

在途中我再一次醒来，

我的心中洋溢着深深的爱：

亲爱的祖国远隔大海，

那里有想念和爱我的亲人，

他们为我的幸福向上帝祈祷膜拜。[81]

促使英国在19世纪出现移民大潮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国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在19世纪开始时，英国的人口大约为1100万，到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时，已达到将近2600万[82]，由于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人口增长的速度的确惊人。海上的交通也确实有极大改进，在沃伦·黑斯廷斯时代[83]，从英国到印度的路程需要花上6个月，而半个世纪后，尽管帆船依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随着30年代末蒸汽航海公司的成立，以及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地峡陆上交通的开辟，所需时间大大缩短，到1840年已降至2个多月。[84]

然而，移民大潮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使古老的英格兰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最初似乎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但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后果迅速以悖论的方式凸显出来：一方面，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产品行销全球的“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庞大失业大军和贫民阶层，英国突然间变成一个贫富悬殊、人口过剩的国家。

面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普遍的失业与贫困，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政治家们则谈论着如何“铲除贫民”（theshovelingofpaupers）[85]，整个19世纪上半期，向殖民地移民被当作一种近乎完美的万灵药，成了缓解社会矛盾和人口压力最现实可行的道路。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理论之所以对社会各界产生长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当时急需解决失业、贫困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反映。

至19世纪中期，周期性出现的工商业经济危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与农业歉收，更是直接推动着向海外移民的浪潮，在“饥饿的40年代”[86]，移民们的动力和目标已经不再是财富和冒险，而仅仅是维持生计，帝国和殖民地的存在已经成了英国缓和国内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除了在不同年代出于不同目的迁居殖民地的普通民众，与帝国自始至终关系密切的人是英国的地主贵族和乡绅。

从光荣革命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始终处于“贵族时代”。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贵族政治的反对者科布登曾经感叹：“当贵族阶级表现出虚伪的自由主义态度时，与他们作斗争是一项艰难的任务。”[87]1846年，约翰·汉普登这样描述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通过儿子、金钱和权势占有下院。他们拥有教会、政府、陆军和海军。他们占有国内外所有官职。他们拥有国内地产和海角天涯的殖民地”[88]。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认为：贵族和乡绅“可能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变化最小的一个阶级……它继续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为议会的两个政治派别提供众多的成员，几乎拥有英帝国所有的高级官职”[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