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四经济霸权与非正式帝国（第1页）

四、经济霸权与非正式帝国

自由贸易实现之后，资产阶级心存感激，庆祝资本主义繁荣昌盛时代的到来。1856年，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广场，一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这座典雅的建筑被命名为“自由贸易大厦”（FreeTradeHall）。这个名称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在英国，公共建筑多以人物名或地方名命名，人们极少见到为纪念一个原则而命名的建筑物。“自由贸易大厦”的建成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是自由主义经济信条彻底胜利的标志，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走向政治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大英帝国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

1851年，在谈及将要开工的大厦时，约翰·布莱特对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作了经典的表述：“现在，我们被称作‘曼彻斯特党’，我们的政策就是‘曼彻斯特的政策’。我想，这所建筑将是我们曼彻斯特学派的课堂。”[133]

走上自由贸易之路的历史选择，从根本上说，既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结果，又是英国获得世界经济霸权的契机。

作为打败拿破仑的功臣，英国成为维也纳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唯一俯视群雄的世界级强国。然而，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时英国的头号强国地位，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对海洋的控制，和在战争中版图获得扩大的帝国。从国家的经济实力来看，除了因最先开始工业革命而在技术上拥有的领先地位，英国还远没有强大到在世界经济领域可以独领**的地步。相反，长期战争所带来的负效应还引发了英国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动**。只是到了20年代以后，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才真正起飞，并在30—40年代呈现出空前的速度与繁荣。因此，海上优势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战略要塞及贸易据点，只能表明英国在军事上的大国强国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领导权。

正是在实现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英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世界经济霸权。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的工业品和资本涌向世界各个角落。1815年英国的出口额为5862。9万英镑，到1855年达到11669。1万英镑[134]，40年里增加了一倍，其中除了煤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机器制成品。

根据霍布思鲍姆的统计，从1848到1870的35年间，英国向土耳其、中东、亚洲、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出口额，都是大幅度直线上升，作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与最遥远或者说最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六倍”[135]。

再看资本的输出：1770—1820年，半个世纪里英国的对外投资额，只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猛增到2%，进入50年代迅速攀升至3。3%，60年代则达到了3。8%[136]，这种加速度的态势，彰显出经济巨人的富足与强盛。

从1840年代后期到1870年，“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137]。凭借着商品、资本、技术以及海军舰队，英国人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独占鳌头，理所当然地确立了在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

在建立与执掌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英帝国的形象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除了占领世界各地交通要道上的战略要地，以确保海外贸易的安全，英国人对帝国版图的单纯扩大已经失去兴趣，运用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以及政治的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将落后国家与地区变为英国经济、政治上的附庸，而不是变为英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成为帝国新的追求。

这种新的帝国政策，被历史学家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ImperialismofFreeTrade）[138]，而这期间由英国所征服与控制的势力范围，则被看作英国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Empire）。

帝国这一政策重心的变化，早在18世纪末期就已显现出来。在七年战争之前，英帝国的重点是殖民扩张与版图的扩大，海外贸易也主要集中于美洲殖民地，1763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便开始将关注重点转向东方的贸易，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丢失，使这一战略性转向更加明显。

事实上，贸易从来就是帝国的生命，是帝国不断扩张的最大动力。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它自始至终对海外贸易的强烈追求，尤其是在基本完成第一帝国的版图扩张之后。和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相比较，英帝国的这一特征显得更为突出。

英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失去美洲殖民地，虽然让英国人不免痛心疾首，但他们也感到了就此省去维持与保护殖民地花费的轻松，同时他们还对与独立后的美国发展商业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期盼。1782年，首相谢尔本伯爵在议会就承认美国独立的议案进行辩论时指出：

……在免除我们维持与保护这些殖民地巨大费用的同时，我们与它们的商业关系将仍然产生许多好处，如果美国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人口和粮食生产上迅速增加，很可能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利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39]

历史的演进不仅证实了这一预测，它甚至超过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脱离母国而独立的美国成了英国最重要的商品市场和贸易对象，1783年以后，英国向美国的出口比殖民地时期的最高贸易额还要大。[140]

英国最早的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这种巨大变化，要比任何一本教科书对英国人帝国观念的冲击都要大。从那时起，亚当·斯密关于控制殖民地的政治和商业无利可图的观点，不再只是理论家在书斋里的离经叛道与标新立异，它开始在议会、内阁登堂入室，并对整个社会舆论产生影响，“贸易跟着国旗走”（TradeFollowstheFlag）这一重商主义时代的信条也开始动摇。

深受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的小皮特，在首相任内向着开放贸易迈出最初的一步：削减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与法国签订了降低关税率的《英法通商条约》（1786）。人们有理由据此推断，如果不是法国大革命和反法战争的爆发，英国将会继续沿着开放贸易的方向走下去。

18世纪末英国人帝国观念上的这种变化，在第二英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经过20余年反对法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英国的海外属地得以继续扩大，但打开帝国版图人们会发现，英国新获得的地方几乎全是关系到贸易通畅和帝国安全的战略要地：南非的开普敦；印度洋上的锡兰、塞舌尔群岛、毛里求斯岛；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圣卢西亚、多巴哥；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伊奥尼亚群岛（IonianIslands）；北海的赫尔戈兰岛（Heligoland）。

有学者在分析帝国扩张原因时指出：“到18世纪末，英国建立帝国的热情冷却下去了，但帝国本身却由于对法国的战争而扩大。”[141]这一解释显得过于简单，英国将如此众多的岛屿纳入帝国版图，与同时期英国人对帝国扩疆拓土热情的下降并不矛盾。

反法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英国得以占有这么多地方的重要原因，但应当看到的是，对殖民地价值的失望和怀疑，对商业利益和贸易市场的追求，不但不会影响英国人去占领具有军事与战略意义的要地，相反会更加促进这一过程，因为贸易是英国的生命线，而安全的贸易则是英国最大的利益所在。

1860年，帕默斯顿在一份名为“贸易的保护”备忘录中写道，“贸易不应由加农炮弹来是强制实行，这也许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没有安全贸易就不可能繁荣，没有物质力量的保护，安全是得不到的”[142]；“‘和平、安全、贸易’是英国任何一位外交大臣必须坚持的三个主要原则”[143]。

因此，英国高度重视它所占领的战略要地，高度重视帝国苦心经营起来的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的贸易通道，除了伊奥尼亚群岛于1863年交给希腊，赫尔戈兰岛1890年与德国东非一块殖民地相交换以外，英国不仅将所有这些属地连同历史上已经占领的殖民地和军事要塞、贸易据点一起保留下来，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继续其对全球战略和交通要道的控制与占领，以确保帝国本身与贸易的安全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Aden），1841年占领香港岛，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25年里，英国已经将对亚洲商业扩张意义重大的战略要地占领完毕。从好望角到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通道上，一批英国属地连点成线，它们和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一起，构成了保证帝国贸易安全的强大屏障，以及对周围落后国家与地区进行商业渗透的重要据点。

英国这种在海上不受挑战的霸主地位，与同时期因推行自由贸易而进一步加强的经济霸权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伙伴关系，它们相互携手，相得益彰，是英国开拓和经营“非正式帝国”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由于同时拥有军事和经济霸权，英国在进行帝国经济扩张时，显得是那么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进行正式的兼并”[144]，成为19世纪人们最常见的帝国政策。

所谓非正式扩张手段，是相对于用武力征服并实施英国直接统治的方式而言，并非意味着对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的排斥。非正式手段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永远只有一个：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取得贸易特权，进而控制落后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使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对西方资产阶级当时的形象和历史使命作过最生动的描述：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5]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作总体的分析论证，并没有具体单指哪一个国家，但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它正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资产阶级近乎本能的经济扩张欲望和创业冲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特性，成为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迅速形成世界体系的强大动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变迁，急于获得廉价的食品以供养快速增长的工业人口，急需获得新的商品市场以满足工业品的出口需求，事实上，英国的经济生长与运行已经与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密不可分。因此，与贫弱国家签订不平等的贸易条约无疑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扩张手段。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英国的海军炮舰和经济优势紧密结合，共同构成无法抗拒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慑力，一大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弱小落后国家被轻易地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成为自由帝国的“非正式”成员。尽管具体做法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方式缔结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而在庞大的殖民帝国之外又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英帝国。

从维也纳会议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间，英国真正参与其中的只有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英布战争（1899—1902）。两次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人尝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被迫割地、赔款、打开国门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如果从英国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只是规模很小的军事行动，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争，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像是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海岸进行的一次实战演习。

翻开整个19世纪中期英帝国商业扩张史，鸦片战争并不是特例，更具典型性的是武力的威胁。1851年，当英国的意愿在西非海岸土著人那里受阻时，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对土著人首领冷冷地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拉各斯（Lagos）[146]离海很近，而在海上是我们英国的军舰和大炮。”[147]很多情况下，只需几艘在近海游弋的英国军舰和政府的警告性话语，就足以迫使对方屈服退让。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活动，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看来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148]

在打开日本的大门时，英国甚至连海军的武力威胁都没有使用，就搭上美国人的顺风车达到了目的。1853年，美国派出四艘军舰抵达日本，要求开港通商。次年日本幕府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开放下田、函馆，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英国与俄国、法国、荷兰立即照此办理，与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英国也再次和俄国、法国、荷兰与日本签订了性质相同的条约。这些强加在日本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几乎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以及《北京条约》内容的翻版：日本同意增辟开放港口与城市，列强得在日本派驻外交使节，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和议定关税权，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可永久居住和自由贸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