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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第1页）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

霍布豪斯曾指出：“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2]从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白人移民殖民地实行重大的政策调整，短短几十年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是什么东西推动了这场帝国史上意义重大的变革？是什么样的观念引起了帝国政策的调整？毫无疑问，19世纪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的时代，但变革的潮流并非一下子形成，帝国政策的改变也有它不可缺少的前提，在考察英国与其移民殖民地关系时，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最终汇成滔天巨浪的涓涓细流。

殖民地问题成为英国政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从七年战争之后美洲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英国的高压政策、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开始的。

18世纪末期的英国，正是政治激进主义蓬勃发展、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破土发芽的年代，各种要求议会改革的政治鼓动空前活跃。北美殖民地的武装反叛、宣布独立以及最后的胜利，将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尽管激进主义者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同情，仍有许多英国人抱着失望和幻灭感面对这一帝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保有殖民地对英国有什么好处？英国应该从美国独立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今后帝国与殖民地应当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从此开始困扰着英国人。

政治家们、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观点立场出发，各自对殖民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与答案，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激进主义者观点、亚当·斯密的观点、爱德蒙·伯克的观点几种类型。激进主义者同情并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但不愿看到殖民地与帝国的彻底脱离。亚当·斯密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入手，力陈英国独占殖民地贸易的弊端，得出在重商主义体制下英国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所失”的结论，但他对于英国的殖民政策应作怎样的改变，却采取一种极其谨慎务实的态度：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3]

亚当·斯密不愧是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对于英国不可能放弃殖民地的原因，他看得十分清楚：首先是会损害英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亚当·斯密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让殖民地议会拥有征税权。

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向人们描绘了假如英国真的放弃殖民地后可能出现的美好图景：

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4]

爱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集中代表了最激进的英国人当时的帝国观念。他激烈抨击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敦促政府在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耐心和慷慨”[5]。但是，伯克所推崇的，并不是亚当·斯密所向往的英国与殖民地好朋友般的分离，而是用看不见的感情纽带在帝国内部形成的紧密联系，他那句“这种联系像空气那样轻，却像钢铁一样强”的名言，后来成为很多英国人的帝国梦想。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便是亚当·斯密那样的自由主义伟大旗手，和伯克那样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反抗母国暴政的政治家，也不主张殖民地与帝国的完全分离。这说明，18世纪末的英国人仍然具有很强的帝国意识。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学生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小皮特，为什么担任首相后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的是加强而不是放松帝国政治控制的政策——1784年的“东印度法案”实际上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原先对印度的独立管理权；1791年“加拿大法案”明显限制了殖民地议会的权力。

尽管英国人在探究美洲殖民地爆发革命的原因时，曾经有过究竟是自由给得太多还是太少的困惑，但英国政府的实际措施表明，他们最终总结出的教训是：殖民地人之所以反叛，就是因为享有太多的自由，因此将来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必须被置于有效的防护措施之下，以确保殖民地对英国的忠诚。[6]

英国人第一次对殖民地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没有带来帝国政策的改革，但他们关于殖民地人民政治权利的阐述，成为19世纪殖民地改革运动的先声。

严格地说，海外殖民地最初与英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它更主要是和英国贵族的传统生存方式紧密相连，“对托利党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统治权，意味着小儿子们的工作机会”[7]。但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急剧增长的人口，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工业化产生的贫困，为罪犯寻找流放地的需要，扩大工业品销售市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似乎都指向了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迅速得到提升。

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人眼中，殖民地不再只是遥远的、与普通英国人关系不大的处所，而是商品市场、罪犯流放地和大量待开垦的空地，是与英国所有社会阶层的生计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

殖民地问题从此开始在英国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是这一次与18世纪末的情形有所不同，尽管有着同样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但19世纪的英国人对帝国和殖民地的看法不再沿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批人高举亚当·斯密自由贸易思想的旗帜，对帝国与殖民地的垄断性贸易发起进攻；另一批人则继承激进主义传统，呼吁对帝国殖民地政策的全面改革。

大体上，可将他们分别称为殖民地自由贸易派和殖民地改革派。

殖民地自由贸易派的主要代表有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詹姆士·密尔（JamesMill1773—1836）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等，他们是19世纪初期英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在政治学、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领域都有重要著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极大。

相比较而言，殖民地问题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殖民地与英国的政治、经济、防卫甚至国际法原则的联系都太密切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793年，边沁在致法国国民公会的演讲稿《解放你们的殖民地》中，敦促法国人解放自己的殖民地。边沁指出：由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距离遥远，使“好政府”在殖民地成为不可能；而在殖民地和母国分离后，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会比从前快乐得多。美国革命的例子说明，那种英国和美国会因为联系纽带断裂而遭难的预言，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8]

显然，边沁是从自己关于“好政府”的功利主义观点进行论证的。此外，他还从消除国际冲突的角度出发，呼吁解放殖民地，认为争夺殖民地是一切国际冲突产生的根源，如果解放了殖民地，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会消亡。[9]边沁的这篇文章到1830年正式发表，但在英国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它过于激进和超前，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并不符合英国当时的思想潮流。

边沁沿着亚当·斯密的方向，对殖民地垄断贸易作了经济学的学理分析。边沁首先从市场贸易和资本间的关系入手，提出：“贸易是资本的产物”，资本会自动产生贸易，贸易量只被所投入的资本量限制，“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并不增加贸易的量”，因此，殖民地市场的占有与否无关紧要。只有一种情况下新市场的开辟能增加贸易量，那就是“如果投在新贸易上资本的净利润率，大于它投在原有贸易上资本的净利润率”[10]。

密尔也沿着亚当·斯密的方向，对殖民地垄断贸易作了经济学分析。他认为，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享有特许权的公司实行垄断，这种形式的独占贸易能使母国得到特殊利益，因为“垄断公司能够迫使殖民地贵买贱卖”；另一种形式是殖民地贸易对母国所有的商人开放，但不准外国的贸易竞争者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母国商人之间产生的竞争就会降低进入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从而使母国无利可图”。因此，母国从垄断殖民地贸易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只能是来自殖民地供应母国货物的低廉价格”[11]。

李嘉图赞同亚当·斯密关于自由贸易的观点，也赞同他对殖民地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贱买贵卖而遭受不公的分析，但不赞成斯密关于母国从限制殖民地贸易中无利可得的判断。他指出：“如果英国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将从英国为进口谷物、纺织品或任何其他商品而支付的重税中获得好处”，英国遭受的损失就是法国获得的利益，宗主国对殖民地贸易管理的效果就是如此。因此，与自由贸易相比，“贸易垄断可能对殖民地极为有害，而对母国则可能只是部分有利”[12]。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在各自的著作中得出了相同的基本结论：垄断殖民地贸易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是无代价的，“贸易的垄断将改变资本的方向……总的资本和工业的分布将会更糟”，因此，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从根本上说是有害的，它应当让位给一种普遍的自由贸易的制度。[13]

边沁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起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不仅积极投身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而且呼吁殖民地的自由，并将边沁、密尔关于殖民地是国际冲突和战争根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自由贸易会消除国家间矛盾与争斗的观点。与此同时，作为功利主义学说（Utilitarianism）的创始人，边沁出版于1776年的《政府片论》一书中关于主权问题集中阐述的思想、特别是其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原则，与他的自由贸易主张一起，对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为近代英国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他们毕竟只是学者、思想家而不是实践家，对于帝国和殖民地这样的现实问题，他们所作的多是学理上的分析，所给出的答案也是抽象的理论推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渐进的。

比较起来，真正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拥有影响，并直接推动英国殖民地政策变革的，是一批被称作殖民地改革家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人物。这些殖民地改革派又被叫作“30年代的理论家”，是一些政治立场激进、信仰坚定、对帝国充满热忱的人。他们抱着强烈的兴趣和帝国情感研究殖民地出现的问题，认为“旧殖民制度是有害的、完全错误的”，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用审慎明智的实践去取代它，从而解决各种殖民地已经暴露出来的麻烦。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因此称他们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

殖民地改革家的主要成员有达勒姆伯爵（EarlofDurham1792—1840）、韦克菲尔德（EdwardGibbonWakefield1796—1862）、布勒（CharlesBuller1774—1848）和莫尔斯沃思（WilliamMolesworth1810—1855）。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经历很不相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对帝国统一的自觉捍卫。

殖民地改革家们对当时英国殖民部的集权统治政策非常不满，对殖民部官员及其作风作了极为尖锐辛辣的批评，广为流传的讽刺性称号“母国先生”（Mr。Mother）就是他们的发明。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呼声表现出同情与支持，认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那种“旧的僵硬严格的纽带，既虚弱易碎又令人恼怒”[14]，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只要殖民地实现地方政府自治，就能避免帝国的瓦解，即便这种自治带来了分离，至少也会和平地发生。[15]殖民地改革家们人数并不多，但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切中时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因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通过议会演说、发表著作、社会鼓动、提交报告、亲身实践，他们把自己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与主张，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在19世纪英国殖民政策重大变革的关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