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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教士与帝国的扩张（第1页）

二、传教士与帝国的扩张

当威尔伯福斯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废除奴隶贸易的宣传鼓动时，他最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并不少。

18世纪末正是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废奴主义立即得到激进运动政治组织的支持，1793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通讯会社100多名代表在爱丁堡举行会议，除了提出实行普选和年度选举的政治要求外，还将取消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立即解放奴隶的主张写进了决议。[29]但由于西印度种植园主政治势力的强大，威尔伯福斯的议案在议会屡遭否决。

除了那些和西印度的经济与繁荣有着各种联系的人以外，许多英国贵族、下院议员和商人都在西印度直接拥有产业，伦敦“西印度协会”的主要成员就是西印度的“不在业主”（proprietors）和商人，英国的船主与工厂主们也站在他们一边。直到1825年，“议会下院仍有不少于56名的议员坚定赞同继续维持殖民地的奴隶制”，他们在投票时“抱成一团”[30]。

同时期东印度公司也有商人、船主以及公司官员在议会充当自己利益的代表，根据英国议会史中的议席统计，在1780—1834年间，下院中能够代表东印度公司利益的各类议员很少低于60人或超过100人。[31]

但总体上进入19世纪后公司的地位就在逐渐下降，议会席位也从1806年的62个，减少到1834年的45个。[32]显然，无论在内部凝聚力还是在政治影响力上，东印度公司都不能与西印度利益集团相比。

然而，历史毕竟发展到了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扩展，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要求改善奴隶境遇的呼吁，已经是人心所向。威尔伯福斯1787年成立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主要构成只是福音教派和教友会派的成员，而1823年伦敦成立的“反奴隶制协会”，立即成为全国许多类似团体的领导者，在英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这不仅因为废奴主义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更因为协会的领导者大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成员，它的主席是威廉四世国王的表兄，它的副主席则包括了5名贵族和14名议会议员。时隔20多年，社会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反奴隶制协会”的基本宗旨并不是立即废除奴隶制，而是以渐进方式改善奴隶的生存状态，为最终的废除作准备，但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废奴运动的长足进展。

整个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除了政论小册子和议会中的辩论，在唤起社会各阶层民众方面，英国各宗教团体特别是非国教教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基督教各教派传教组织纷纷建立的时期，例如，浸礼派传教协会（BaptistMissioy）成立于1792年，伦敦传教协会（LondonMissioy）成立于1795年，苏格兰传教协会（Sissioy）成立于1796年，教会传教协会（ChurarySociety）成立于1799年，英国与外国圣经协会（BritishandFy）成立于1804年，卫理公会传教协会（MethodistMissioy）成立于1813年。这些宗教传教团体从建立之初，就站在威尔伯福斯领导的“废除奴隶贸易协会”一边，以后又积极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大声疾呼，因而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功不可没。

各类宗教团体和传教组织在反奴隶贸易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英帝国扩张中更是冲锋陷阵。

英国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国内宗教派别林立，除了处于国教地位的安立甘教（AngliChurch）外，还有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以及天主教，各宗教和教派内部又有许多的分支，但不管是哪一种宗教和教派，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态度从来都是积极进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传教活动始终与帝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历史相伴随。

英国著名帝国史专家罗宾逊（RonaldRobinson）曾指出：“伦理道德观念始终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第一个庇护所。我们有理由确定，这是因为，对于帝国的成长，神学和剩余资本及高速率枪炮是同等重要的。”[33]

18世纪19世纪之交这一系列传教组织的建立，使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活动有了强大持久的动力，许许多多虔诚的教徒和教会神职人员在传教协会的安排下，抱着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信念奔赴帝国各殖民地和属地，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宣传上帝福音的使命中。例如1823年在德梅拉拉遇难的约翰·史密斯牧师，就是1818年刚刚从英国来到西印度的传教士。

在所有教派的活动中，福音教派（Evangelicals）的影响在19世纪初期的扩展特别迅速。1808年福音教派的牧师据估计大约只占全部教士总数的110到112，20年后福音教派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以至于当时有人感叹“它如此令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似乎清教主义将要传遍整个王国”[34]。

福音教派的兴盛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同时也与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巴克斯特就是福音教派的重要人物，他在威尔伯福斯1825年从议会退休之后成为废奴主义运动的著名领导人。

传教士为什么能在英帝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记？为什么能对影响帝国政策的社会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国人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表现在一代一代的传教士和教徒“几乎像从事十字军东征一样”[35]，足迹遍布非洲、亚洲以及西印度，渴望着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帝国占有、征服的每一块地方，而且表现在英国国内的民众对海外传教活动的支持与资助上。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19世纪的英国人“以勤上教堂而著称”[36]。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基督教新教各派特别是福音教派在英国的影响已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将经文悬挂在卧室的墙上，踊跃向教堂捐款”。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就是“一个读圣经（Bible-reading）、去教堂（Churg）、做礼拜（Sunday-keeping）的时代”[37]。

一个叫泰恩（HippolyteTaine）的同时代法国人，曾对他眼中的英国人作过这样的描述：“对基督教的尊敬被公众舆论当作是一种责任，甚至是合乎礼仪的寻常举止问题。普通的英国人很不愿承认：一个不信教者会是一个好的英国人，一个正派的、受尊敬的人。”[38]

因此，传教士在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始终受到国内教徒的热切关注，英国的每一处教堂对传教协会在帝国属地的传教活动提供捐助，来自国外传教士的信件和各种讯息在教会的每一个布道坛上宣读，形成了一个以教会和教堂为中心的社会舆论阵地。

对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虔诚基督徒的国家来说，由于当时交通与传媒的落后，由于普通百姓当中许多人基本没有文化，这种信息传递方式和舆论形成方式的效果，甚至要超过报刊、小册子和议会辩论，它对整个社会公众的情绪与观念产生的影响，就连政治家们也从不敢小视。1823年英属圭亚那奴隶起义被残酷镇压和约翰·史密斯牧师的死，就是以这样的途径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动了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

传教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对19世纪上半期英国人帝国观念的形成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英国民众对帝国境内的黑人和土著人，对帝国统治下的落后民族抱有同情和怜悯。这种同情和怜悯的产生，既有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也有基督教教义中朴素平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种英国人所特有的居高临下心态。

在英国，无论是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还是各种宗教传教协会的出现，都与第二英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相关联。帝国的存在和扩张本身强化了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与帝国情感，尽管从18世纪末13个美洲殖民地脱离帝国起，英国社会就开始出现对帝国与殖民地事务漠不关心的情绪，但始终对帝国抱有热忱与**的英国人更多，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人。随着帝国领土扩张步伐的加快，他们的传教雄心和宗教狂热也在增长，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教化者，看作是帝国境内黑人奴隶和土著居民的保护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工作，他们相信是上帝赋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神圣使命。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伴随着第二帝国的建立与成长，也许可以说是第二帝国与第一帝国的一个显著区别。

19世纪是英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时期，教士们在海外的宗教生涯，从前曾被看成仅仅是给海外英国人带去宗教安慰，从19世纪初开始，由于福音教派的兴盛，英国人的宗教热情大增，宗教的职能迅速上升为将上帝的旨意带给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在续订时，议会对特许状内容作了较大修正，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同时取消的还有对传教活动的限制。

在议会讨论东印度公司法案的条款时，威尔伯福斯的发言表达了向印度传播基督教的强烈愿望：“这个广阔的、拥有6000万个灵魂的地方，已经幸运地置于我们控制之下。……我们不光要努力使这些不幸的生灵脱离现在的悲惨境遇，最重要的是将能赐福的真理传递给他们，这不仅仅是改进他们的理解，提升他们的思想，还要设法促进他们世俗的福利，给他们指明通向永久幸福的确切道路。”[39]

此后英国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向印度等东方殖民地，他们在印度发现了传播基督福音的新天地：“印度7000万人是帝国的子民、异教徒或穆斯林，而迄今为止我们在这里基本毫无建树，这是应当受责备的。”[40]19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又进入中国等英国经济势力所到之处，开始向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