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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人与英帝国（第2页）

在地主贵族垄断着帝国高级职位的同时，他们的儿子则构成另一支帝国殖民体系内中级官吏的大军。英国是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国家，土地贵族的小儿子们由于不能继承父辈的地产和爵位，历来就有经商和到海外发展的传统，他们通常都能在殖民地总督那里得到薪水丰厚的殖民地官员职位。

除了各殖民地的行政机构，印度是英国贵族子弟最为向往的地方，整个19世纪上半期，这些“缺少财产却有足够闲暇”[90]（propertylessleisuredclass）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谋取东印度公司军队的军官职位，以获得优厚待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印度建立文官队伍以后，一大批英国中产阶级的子弟迅速进入其间，成为职业的英印政府官员。

这样，由于个人事业和生计与帝国息息相关，英国的贵族、乡绅以及中产阶级历来是最具帝国精神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帝国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也最为强烈。欧洲各国在英国领导下最终打败拿破仑帝国的事实，使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蒙受圣恩与天命的信念更加确信不疑。他们坚定地认为，反法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上帝站在了英国人一边，是上帝对英国人从事的正义事业、基督教新教以及英国政治制度作出判断的结果。[91]为此，他们更加藐视所有的非白人、非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非新教教徒。

英帝国得以建立的原初动力，毫无疑问是贸易、掠夺和获取财富，海外的殖民扩张，也主要是少数从王室手中获得特许状的私人或大贸易公司的行为。但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随着殖民地的发展，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与帝国的联系越来越广泛，移民、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帝国官员、殖民地官吏和驻军官兵，所有这些身份不同、形形色色英国人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帝国已经渗透到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正在运转的机器，改变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英国人的观念。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罗伯茨对英帝国本身给英国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带来的影响，作了堪称细致生动的分析描述：

帝国的存在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事实，这使英国人自视为世界上最优越的人种。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背乡出国，移居到各自治领，统治印度，与中国通商，在非洲传布福音，在南美经营实业。移民回国探亲或写书函报告，帝国官员述职度假，使英国人一代一代对帝国各部分的风土人情、景物财富，都有了深切了解，这类风情又衍化成宣表英国人业绩的书报小说。贸易和投资给母国带回了无数财富。英国人搭船周游世界，在开罗、亚丁和孟买停泊，住进英国人的旅馆，处处领略帝国的存在。特别是统治阶级，他们在国外担任军事和行政职位，享受荣誉和薪金，面子非常光彩。[92]

对财富利益、宗教信仰和民族威望的追求，驱使着不列颠民族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起庞大的英帝国，而帝国的存在本身反过来又塑造和影响着英国人的观念。

历史学家们指出，早在1870年以前很久，就能看到英国人对帝国的深深自豪。1829年，英国《评论季刊》写道：“不管几个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帝国至少向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传播了英国的法律、语言与道德品质。”[93]一些英国人甚至把帝国看作是上帝恩赐的结果：“对这样一个成长如此惊人、结构如此绝妙不同的帝国，说它是一种盲目机会的结果，这是对神的不敬。”[94]约翰·西利爵士说：“跨越海洋的不仅是英吉利人，而且是英国的权威。”[95]当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步入它的鼎盛与辉煌时，戈尔德温·史密斯发现：“一想起帝国，每一个英国人的心中就必然充满骄傲。”[96]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19世纪的英国人“形成了因处在一个世界范围帝国的中心而产生的民族认同感”[97]，成为最骄傲最自信的帝国臣民。

不同社会阶层的英国人对于帝国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一样的。帝国就像是一个万花筒，将各种不同的帝国观念都装在了里面：对千百万英国普通民众来说，帝国意味着大量能够轻易获得的未经开垦的空地；对传教士来说，帝国意味着传播基督福音和西方文明的神圣使命；对商人和冒险家来说，帝国意味着获得利润和财富的无限机会；对帝国官员和殖民地总督来说，帝国意味着英国的宗主权以及王室和议会的权威；对殖民地的英军军官来说，帝国意味着个人成功生涯的开始；对英国两党政治家来说，帝国就是大不列颠力量和国际威望的象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帝国的存在相比拟。帝国在军事和商业上的意义、地位不言而喻，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主流政治家对此表示过些许怀疑。

进入自由贸易时代之后，帝国在战略、经济、政治、文化或精神上的价值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和“非正式帝国”的逐渐形成，它们的重要性反而更为突出。因此，帝国的内涵与外延都大大扩展了。

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先后与几个西欧强国长期争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近代早期以来强国之间商业战争的继续，它同时又是一种争霸战争，即争夺海上优势和海外领土的战争。

英帝国史鼻祖约翰·西利在其代表作《英格兰的扩张》中，分析了英国人像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大量向海外移民（EnglishExodus）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们通常总是以为这一切最简单明了和不可避免，就好像英国碰巧拥有大量过剩的人口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所以在海外没遇到什么反对就占有了那些土地辽阔的国家，但这种看法是个“极大的错误”。西利得出的结论简练而精确：“我敢断言，18世纪的海外扩张决定了英国全部的国家事务。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英国就是为了争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而斗争。”[98]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引下，帝国海外领地无疑是国民财富、国家威望以及民族荣誉的同义语，这样的帝国信念深深扎根于英国人尤其是英国政治家们的心中，并像遗传基因一样一代代传下去，直至20世纪。这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例子也许最为典型，他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纳粹的英雄，同时又是英帝国的坚定捍卫者，曾声称自己当首相不是为了来清算大英帝国。这种立场不仅顽固而且显得落伍，但对英国人来说却毫不奇怪，在丘吉尔本人看来更是天经地义，因为他早就明确表示：“所谓帝国思想，就是指永远将帝国放在自己本民族利益之上。”[99]

可以说，几百年中帝国的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英国人的血管里。当历史进入19世纪，自由贸易的时代来临之时，帝国的信念和意义也始终没有动摇。那些亲手进行帝国商业和殖民政策改革，将旧殖民体制下的传统帝国逐步改造为自由帝国的人，那些以各种方式呼唤并实践自己帝国理想的人，从小皮特到坎宁、赫斯基森，从皮尔到罗素、德比，从达勒姆到格雷、额尔金，从威克菲尔德到布勒、莫尔斯沃思，从帕默斯顿到格拉斯顿、迪斯雷利，恰恰都是些帝国信念最坚定、帝国意识最强烈的人。[100]

他们或者是帝国政策的决策者，或者是殖民地改革的鼓动家，或者是殖民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由于所处时代与角度的不同，他们对帝国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的立场激进，有的态度保守，有的偏重理想，有的长于务实，有的始终如一，有的前后矛盾。但他们的思想与观念无疑是19世纪自由主义时代英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帝国的自豪与自信，坚信英国人对世界负有历史使命。

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活动家，面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帝国问题，因此他们的帝国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人们可以从他们在议会演讲、友人谈话、书信著作所表达的思想中，清晰地看出自由英帝国形成的历史轨迹，以及19世纪初期到中期关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英国的主流社会舆论。

19世纪20年代，外交大臣坎宁处心积虑地与美国争夺进入拉丁美洲的机会：“大不列颠期盼与任何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建立比政治和商业往来更亲密的联系。”“现在西属美洲是自由的，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出错的话，它将是英国的。……不管我是否在任，这一目标应真正实现，因为这是一件在世界当前状态下必要的事。如果我为此遭到反对，毫无疑问我会辞职。”“是我们的决定让这些扬基佬大受损失，美国虽然抢了先却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再一次使美洲与欧洲相连接。”[101]

1828年，贸易大臣赫斯基森盛赞英国人向海外的移民计划，认为移民将英国的法律和制度带到全世界，这样，就“为传播自由、和平、秩序和基督教文明作出了贡献”。[102]

1835年，在皮尔第一次内阁中任殖民部次官的格拉斯顿对帝国充满自豪：“没有一个人，特别是如果他拥有英国人的姓名，承认英国人的责任，在实践他对我们殖民帝国问题的想法时，不被帝国加在我们身上的道德责任的重要性所打动。”[103]1849年在议会发言中，格拉斯顿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上帝指派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使命，它奠定了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强大国家的基础”[104]。

1838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将维护自由和传播文明作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荣誉：“英格兰的制度使她必须去维护所有其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远离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确保自己的独立（性）；将她自己道德的重量加在那些正自发追求自由的人民一边；尽可能远和尽可能快地将文明传播到全世界。我确信这就是我们的利益，我确信它必定增加我们的光荣，我相信只要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自身就有力量去从事这一事业。”[105]

1848年，殖民地大臣格雷积极赞同政府对移民实行资助：“向澳大利亚移民可能使帝国获得最大的好处，它为目前和平时期那些在国内找不到适当生计的人，提供更热切母国精神的发挥场所；它还创造和增加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繁荣，可以使我们的机器制造业主能够从事大量有利可图的贸易。”[106]

1849年，自由党首相罗素坚决主张不能放弃任何殖民地：“我们殖民地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丧失，都将会减少和降低英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掠夺成性者很快就会聚集在一起，夺取我们帝国其他的部分。”[107]

1850年，罗素在制定“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条例”的同时，毫不怀疑保留殖民地既是英国的责任又是帝国的需要：“我认为，维持一直在英国管辖之下的帝国殖民地是我们的职责。为了这些殖民地的利益，我们不能放弃管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我确信英国是改进和开化那些地方的工具。此外，有许多理由决定了我们为什么要将殖民地看作帝国力量的组成部分，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期间，我们是保留这些来自英国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还是丢掉它们，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108]

1853年，殖民大臣格雷指出帝国是英国的力量所在：“英国的力量和影响取决于它在世界不同地方拥有大的殖民地。……在全球拥有众多坚定而忠诚的盟友，毫无疑问将大大增加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在独立的国家之间从没有一个联盟像使联合王国的殖民地团结在大不列颠帝国之内的联系那样紧密和密切。不应当忘记，一个国家的势力不仅仅取决于它能支配的物质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于观念和精神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殖民地丧失了，英国的势力将大为减小，其程度难以估计。”[109]

帕默斯顿关于英国人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思想，在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家中无疑最为强烈，因而也最具代表性。1848年，时任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充满自信地宣布：“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征服或奴役，而是使人类获得自由。在道德、社会以及政治文明上我们英国人站在世界最前列，我这样说没有丝毫虚荣的自夸，也没有冒犯任何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指引方向，率领其他民族前进。”[110]

在分析与描述英国主流政治家关于英帝国的立场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1809—1898）和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1804—1881）的对立与分歧。两个人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在传统史学观点中往往被当作两种帝国观的代表，由于迪斯雷利从60年代开始对自由党的帝国政策进行猛烈抨击，这不仅使同时代的人产生了自由党人对帝国漠不关心、保守党人才对帝国充满热情的强烈印象，而且影响到许多帝国史的研究者，在一些帝国史著作中，这种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定论。

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自然存在着差异与分歧，但决不是像迪斯雷利所形容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的结论，原因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无疑是两大政党党争的需要。

从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到1874年迪斯雷利组阁，将近30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党执掌大权，而保守党只是分别在1852年、1858—1859年、1866—1868年组织过三次短期内阁，全部执政时间还不到5年。三届内阁的首相均为保守党元老德比伯爵，而由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由于迪斯雷利实际成为保守党的领军人物，因此这三届内阁通常又称为“德比—迪斯雷利内阁”，1868年初德比因病辞职，迪斯雷利接任首相，但自由党在当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迪斯雷利只得辞职。

这样一种局势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保守党必须作重大的战略与策略调整，否则就会被自由主义的时代大潮所抛弃。迪斯雷利对此感受极为深刻，并最终根据历史和时代的需求完成了对保守党的改造，因此被称为“新托利主义”的创立者。

迪斯雷利出身犹太裔富商家庭，政治上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对打上近代色彩的贵族政治情有独钟，认为“英国仍是由传统势力统治的惟一重要的社会，在世界无耻的毁灭中它维持着荣誉、自由、秩序和财富……英国并不是由按照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贵族来统治的，它是由贵族政治的原则统治着。英国的贵族政治吸引了所有的贵族，它接受了每个阶级、每个阶层和每一个遵从我们社会的人”[111]。

根据迪斯雷利传记作者的评价，迪斯雷利“冷静、多疑、能言善辩”，“是一个十分干练的战略家和策略家”。“在他的各种观点中有玩世不恭的成分，在他的性格中也没有丝毫道义上的热情，但是就领导政党的艺术来说，他是举世无双的”。在个人的品行和人格魅力方面，迪斯雷利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倒是有不少相反的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曾评价他“没有半点正人君子气”[112]。

在迪斯雷利的政治选择中，策略第一、需要第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846年皮尔内阁因废除《谷物法》造成党内分裂并最终倒台，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迪斯雷利等人在托利党内组成反对派所致。而迪斯雷利之所以反对皮尔，并非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是借机对1841年皮尔上台时拒绝他入阁的报复。

当下院进行废除《谷物法》的辩论时，迪斯雷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议会演说才华，“他的演讲言简意赅、机智幽默，词语多变，使下院中最爱打瞌睡的议员也会振作起来”[113]。迪斯雷利对皮尔的评论充满讥讽和人身攻击，说皮尔是“其他人聪明才智的窃贼”，自己没有能力创制广泛的政策，只懂得从他人思想中获取直接的政治利益，其垮台是建设一个政党却没有原则所遭到的“报应”。[114]

但迪斯雷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历史发展趋势和政治斗争局势的清醒认识。他充分意识到自由主义在19世纪英国的地位，因此主张：“一个完美的保守党政府，就是托利党掌权加辉格党的措施。”[115]

在重建保守党的过程中，迪斯雷利经常提到“要更多地考虑策略，更少地考虑原则”[116]。这一格言可以说是他整个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

纵览19世纪中期的英国史，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迪斯雷利对保守党改造的成果：在国内政策上，保守党一改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中反对改革的形象，和自由党人争相打起自由主义和改革的大旗，主动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幅似乎不可思议的画面：是保守党人通过了1867年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是保守党人制定并推行了大量保护工人利益的社会立法。

在帝国问题和对外政策上，保守党则不遗余力地对自由党大肆攻击，千方百计地树立保守党才是英帝国捍卫者的形象。迪斯雷利曾经在演说中特别强调了保守党的上述新政策：“保守党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维护帝国的地位和确保我们的制度。”[117]

《现代英国》的作者马里欧特认为，“在英国的政党领袖中，迪斯雷利是传布新帝国主义的福音而摒弃其政治幼稚时期所接受的信条的第一个人”[118]。然而，如果我们把迪斯雷利对自由党帝国政策的激烈攻击放到上述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清楚发现其中几乎不加掩饰的党派斗争动机，为了抢占有利的政治地形，迪斯雷利像以往一样充分施展他的公众演说才能，使用大量夸张性语言，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这里我们简略分析一下迪斯雷利1872年在伦敦水晶宫的演讲，它通常被当作集中代表了保守党人新帝国观的一份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