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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开着维珍飞机去战场（第1页）

第十二章开着维珍飞机去战场

我背上被重重地踢了一脚，一下子醒了。山姆整晚都在打我、戳我。既然已经是早上5时30分了，我就溜下床，穿上晨衣。我望着山姆搂抱着我暖烘烘的空枕头，他整晚都在争夺这个地方。他和霍丽仍然常常跟我们睡在一起。我打开电视，转到台，把头凑到屏幕跟前听新闻。不需要把声音开大，我就能明白情况很糟。上周伊拉克刚刚入侵科威特，全球陷入失控状态。原油价格由入侵前的每桶19美元暴涨到36美元。航空燃料的价格则从每加仑75美分暴涨到1。5美元，比原油价格涨得还要厉害，因为联军已经开始囤储航空燃料，准备空袭伊拉克。

影响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乘客数量和航空燃料价格。所有独立航空公司现在都面临灾难，燃料价格（占全部管理费用的20％）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乘客客源却逐渐减少，但我们却不得不继续运营。入侵后的头一周，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预订出去的机票有3000张被取消。我们刚刚在劳埃德开户，刚刚打破我们2500万英镑的透支额。我不知道在劳埃德银行要求我们采取措施之前，我们还能走多远。我把这些忧虑暂时抛诸脑后。

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乘客取消预订。大型国有航空公司受到的打击更沉重，它们有可能遭受恐怖袭击，谁也不敢冒险搭乘其航班。撒切尔夫人答应让美军飞机在空袭利比亚的途中到英国补给燃料，因此，人们认为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容易受到恐怖分子报复。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喷气式客机在洛克比上空爆炸，就说明了这种报复具有多大的毁灭性。英航是普通的上市公司，但仍自称英国官方航空公司。如今它这个名头首次对我们带来有利影响。在空****的航班飞了一周之后，我开始感到一线希望，乘客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回到飞机上来。我们注意到，跟其他美国和英国航空公司相比，乘客们更喜欢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

在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仍是一家小型航空公司，只飞往两个国家的四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会观察这四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是否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赢回乘客。到东京的航线是最冷清的，我们只获准每周飞四趟，而且不能在周日飞，而商人最喜欢在周日出差。因此，早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这条航线就一直在亏损。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四处游说，希望获得另外两条即将公布的东京航线。但是，就跟往常一样，我们受到英航反对。从入侵后的第一周起，我们飞往纽沃克和洛杉矶的航班上，乘客就在不断减少，但现在我们觉察到乘客正由美国的航空公司转向维珍。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班似乎基本上没受影响。

我上个月刚度过自己的40岁生日，尽管琼在内克岛上安排的生日派对非常精彩，我却发现自己感到异常沮丧。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公司失去兴趣，我很同情他。每次签约都要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有时候，翻来覆去地重复同样的观点，让人感觉十分厌烦。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公司打造成主要的独立唱片公司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产都绑在了这个公司上，我知道，他担心我会通过一些新的风险投资，危及他的财产。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没有兴趣，仅仅把维珍大西洋公司视为维珍集团其余部分的沉重负担。因为英航或某些意外事件（如海湾战争）都会把维珍的航空公司逼入绝境。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也开始思索自己该怎样度过一生。在迈出一大步，建立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之后，我现在发现，要让它如我期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还相当困难。我们去年干得不错，被评为最佳商务级航空公司，但仍被局限在盖特威克机场运营。盖特威克机场只有一条短短的跑道，而且又缺乏连接航班，因此在货运和客运方面，它都不如希思罗机场利润高。我们在拼命赚钱。另外，我们与英航在飞机维护上发生了争执，英航仍是造成争端的核心问题。

考虑到西蒙逐渐对维珍失去兴趣，而为了让维珍大西洋公司保持收支平衡，我们又一直在不断奋斗，我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做点截然不同的事情。我甚至考虑去上上大学，研究历史，有时间读读书是好事。当我跟琼商量这事时，她坦率地指出，这个想法其实只是个借口，我是想离开家，去跟众多漂亮姑娘约会。对此我无言以对。我也考虑过全身心投入政界，去研究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医疗保健、无家可归者等等，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努力在政治改革中将它们实施。

但是，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这些想法都被抛到一边。我们的航空公司面临着全面危机，我发现自己以独特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

是霍丽。

“哪一双？”

“你知道的，我那双新买的软运动鞋。”

电视上，世界继续在战争中崩溃；半空中，我们的波音747处女航行者号越过大西洋，迎着晨曦飞往盖特威克；这时，我们一家人正坐在**吃早餐。琼端上来一大盘煎蛋、煎面包、火腿和焗豆。当我们吃饭时，一些维珍员工陆陆续续从前门进来上班了。我听见彭尼在楼下打开了复印机。我们新来的新闻官威尔·怀特霍恩急匆匆地上楼，到他的办公室去了。威尔总是保持着令人愉快的活力，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人才。

要让霍丽和山姆准备好去上学，实在是令人抓狂的考验。头天晚上，他们会把鞋子、袜子、内衣、衬衫、运动夹克和贝雷帽扔到自己也说不清的地方，我们必须一一找出来。只有经过最富有灵感的缜密思索，才能像变戏法一般把它们找到。

“找到了！”琼不知怎么想起在一个大布娃娃的房子里找霍丽的鞋子，据我所知，那个房子谁也没用过。

“鞋子怎么跑那儿去了？”我问。

“谁知道呢。”霍丽说着，把鞋子放进帆布书包，没有再作解释。

“山姆，我们两分钟后必须出发。”琼威胁道。

山姆刚刚开始重新组装他的玩具汽车模型。

他们终于设法收拾好所有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约旦的努尔王后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跨大西洋气球之旅的意外结果。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雷丝·凯利。她是个美国人，当过空中小姐。她高高的个头，满头金发，魅力无穷，现在生活在安曼的一座宫殿里，那里筑着围墙，戒备森严。努尔王后听说了我们那次气球飞行的故事，打电话问我能否教她和她的家人驾驶气球。我和汤姆·巴罗前往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王室成员驾驶热气球。

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少数拒绝立刻谴责萨达姆的世界领袖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曾经许诺给伊拉克若干油井，以援助伊拉克对伊朗的长期抵抗。但科威特一直拒绝兑现承诺，而且在其欧佩克【44】配额上也有欺诈行为。

在入侵之后的骚乱中，大量外国工人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15万难民聚集在一处没有供水和毯子的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白天无处躲避极端酷热的阳光；夜晚没有御寒物抵御刺骨的寒冷。如果有毯子，就可以在白天把它勉强支起来遮阴，晚上可以裹在身上取暖。我一听说这个问题，就联系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提出想尽力帮助他们。现在，努尔王后告诉我说，尽管红十字会正在安装供水系统，但他们仍然需要10万张毯子。

“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已经死了。”努尔王后说，“但这一切还没演变成全面灾难。我想，为了避免难民大批死亡，我们只有两三天的回旋余地。”

那天，我开车来到克劳利，与维珍大西洋的一些员工讨论该怎样弄到10万张毯子，然后空运到安曼。维珍的所有员工都齐心协力，援手相助。我们白天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交部的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和海外开发部的琳达·乔克，设法弄到3万张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承诺送来更多毯子。我们已经提出自己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便通过全国电台发出呼吁。从那天晚上起，盖特威克的一间仓库就逐渐堆满了毯子。此外，大卫·塞恩斯伯里【45】也允诺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拆掉一架波音747上的全部座位，在里面装上4万多张毯子、几吨大米以及医疗用品。然后，这架飞机便飞往安曼，毯子装满了在机场等候的一排排汽车。回来时，我们带上许多滞留在约旦希望回家的英国公民。

我回到英国后，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告诉我，他接到英航董事长金勋爵的电话，后者惊讶地在“10点钟新闻”上看到有关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往约旦的特别节目。

“这事该由我们来做。”金勋爵告诉沃尔德格雷夫。

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向金勋爵指出，是我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的，而且维珍大西洋刚好有架空闲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随后那个星期，英航运送一些供给去约旦，带回更多的英国国民。基督教援助会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很奇怪，多年来，他们一直求助于英航，都没有成功；但自从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飞到安曼去之后，英航实际上是追着他们要提供帮助。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也会给慈善事业带来好处。

听说我们最初运过去的救援物资有一部分没有送到难民营去，于是我决定到安曼去待几天，监督下一次运送供给，直到物资最终抵达难民营。我再次来到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的王宫。我跟他们的内政部长展开激辩，提出必须严格管理这些物资，好让捐献者确信它们被送到了难民营。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作过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相信战争是能够避免的，但他担心西方国家希望外交努力失败，这样他们就能支持科威特，保护他们的石油供给。到我回国时，约旦显然已不会爆发全面难民危机了。努尔王后告诉我，再没有难民死于痢疾或脱水。15万难民也一天天慢慢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