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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残酷的商业竞争（第3页）

那个节目播出时，威尔正在滑雪度假。节目播出时间和他的度假日期都改变了好几次，以避免它们重合，但不幸的是，它们还是冲突了。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我只好让威尔回来处理酝酿中的公关风暴。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刚到盖特威克。

《英航新闻》里那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昨晚，在泰晤士电视台的时事节目“本周新闻”中，播出了理查德·布兰森认为英航用“肮脏诡计”对付维珍的说法。英航曾受邀参加这个节目，但经过仔细考虑后拒绝了。我们的法律总监默文·沃克已致信泰晤士电视台主持人马丁·格雷戈里，全面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

这篇文章其余的篇幅就是默文·沃克那封信的原文，他谴责泰晤士电视台落入了我的宣传陷阱，声称英航不会“在挑动之下，玩布兰森先生那套徒劳的游戏，因此必须拒绝参与节目”。

“真是胡说八道，”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他们居然说我撒谎，这是诽谤。”

这让我们忍无可忍。威尔从荷兰花园把那篇文章传真给我。我们联系上杰勒德，他同意我们的说法：英航在诽谤我。如果起诉英航在希思罗机场滥用其垄断地位，这个案子会非常复杂，与之相比，起诉英航诽谤就更容易找到证据，也更容易向陪审团说明问题，同时又能把所有事情都公诸于众。

星期一早上，我发现金勋爵给所有向他写信质疑英航肮脏诡计的电视观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向他们保证我的说法全无事实可言。实际上，信中重复了相同的诽谤，而且同样是面向公众的。我决定要连同金勋爵一起起诉。

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出售维珍唱片公司的事情终于降临到我头上。

桌子上放着5。6亿英镑——10亿美元，可我却不想要。

“他们想在今天下午两点前知道答复。”约翰·索恩顿告诉我。我挂断电话，看着对面的西蒙和肯。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把公司发展到这个规模，却怎么也都没想到会把它卖掉。

从很多方面来说，跟滚石乐队签约都是我想要维珍唱片公司达到的巅峰。为了签下他们，我们奋斗了20年，而今，我们旗下终于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了。1973年，维珍唱片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完全依赖迈克·欧菲尔德的天赋；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熟，成为全球众多顶尖乐队首选的唱片公司。艺人们已经目睹我们怎样开创菲尔·科林斯的个人事业、怎样宣传“UB40”和头脑简单乐队、能够为“文化俱乐部”和彼得·加布里埃尔做些什么，他们希望与我们签约。但是，就在我们达到巅峰之际，这一切都结束了。

“肯？”我问道。

“由你定。”他说。

“西蒙？”

“接受这笔钱。你别无选择。”

每当有人跟我说我别无选择时，我总想证明他们是错的。在过去的几天里，索恩-百代起先提出一个合股报价，能让我拥有14％的索恩-百代股份，成为它最大的股东，随后又提出现金更高的报价。尽管索恩-百代现在改变了策略，提出的现金比股份多，我却更喜欢那个股权交易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拥有索恩-百代的部分股份，今后可以此作为基础，竞买这家公司。困难在于，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么做太冒险。因为我无法用这些股份作担保，借更多的钱支持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拥有索恩-百代的股份可不是什么牢靠的担保。尽管我已经拟好一封给全体员工的信，解释说我打算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从而保留这家公司的一份产权，但我却只能很不情愿地改变主意，选择现金报价。

在最终同意接受报价之前，我给彼得·加布里埃尔打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我需要他的建议，我也意识到这次出售会影响他的职业。

“别那么做，理查德，”他说，“说不定哪天晚上你就会流着冷汗醒来，希望自己从没做这件事。你再也没法把唱片公司买回来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这跟琼的说法完全一样。然而，来自英航的压力太大了。到现在，我已经非常肯定，劳埃德银行打算取消我们的抵押赎回权，因此我别无选择。我还意识到，西蒙也希望卖掉公司，他宁愿得到现金，也不愿通过持有股份，继续卷入维珍集团的事务。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或许会延长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垂死挣扎，一旦它破产，这一切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的首要目标是挽救维珍大西洋公司，不让它破产；而我出售维珍唱片公司的唯一原因恰恰是它经营得非常成功——这真是残酷的抉择。卖掉维珍唱片公司，我就能挽救维珍的声誉。这样，就会有一家安全无虞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安全无虞的唱片公司——虽然拥有唱片公司的是索恩-百代——而不是一家苦苦挣扎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唱片公司。我知道西蒙会离开维珍，但我仍是公司的总裁。最重要的是，肯打算继续在索恩门下执掌维珍唱片公司，他会保护维珍的声誉。

我给特罗弗打电话，他证实了银行的立场。

“现金是唯一的选择，”他告诉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还清所有贷款，东山再起。这会让你获得完全自由。而且，当你考虑索恩的股份时，想想当初股市崩盘后发生的事情。”

这让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接受索恩的股份，而股价又突然暴跌，那么，我无法制止银行的干预。弗雷迪·莱克爵士曾经提醒过我，那种事情会很快降临，快得让你透不过气来。就像维珍一样，他的航空公司也跟英航打了一场持久战。然而，就在他需要银行支持时，他们却收回了贷款。他被邀请到银行去，他本来希望，看在公司第二年会生意兴隆的份上，银行会答应稍微增加他的透支额。可当他到达银行时，却被带到一间侧屋，整整30分钟都没人理他。最终，他设法找到了银行董事，后者邀请他来到另一个房间。他刚一进去，看到他们的脸色，就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们已经让莱克航空公司进入破产管理了。”他们告诉他。

全都结束了。委托管理人解雇了所有员工，把大楼里的锁全部换掉，没收了公司的所有财产，归还了飞机，任凭乘客被困在机场上，对此弗雷迪爵士根本无能为力。一夜之间，莱克航空公司在盖特威克的登机服务台便消失了，售票处也停止了机票预订。电话被拔掉，仅仅六个小时，就让他一生的心血化为乌有。正是弗雷迪爵士的经历让我没再进一步逼迫银行。一旦让他们控制了局面，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就完了。就算10亿美元摆在桌上，也难以安慰我。

尽管我非常顽固，却也意识到自己有时必须让步。“活在当下，”——我脑子里响起父母那句老格言——“车到山前必有路。”尽管我本能地希望继续参与维珍唱片公司的工作，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但我对财务安全的需要压制了这种渴望。约翰·索恩顿鼓吹我应该接受股份，但他并不了解全局；彼得·加布里埃尔劝说我千万别出售维珍唱片公司，他也同样不了解全局。我拿起电话，给高盛的约翰·索恩顿打电话。于是，我让维珍唱片公司成为了过去。

“我要现金，”我听见自己说，“其余的事就交给你了。”

“好的，”他说，“现在律师们正在作最后的准备。等需要你过来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尽管我挽救了航空公司，我却觉得自己仿佛扼杀了心里的什么东西似的。看着西蒙和肯，我为我们即将各奔东西而难过。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觉得肯是最幸福的，他会继续留在百代旗下的维珍公司里，很快就能发行珍妮特·杰克逊和滚石乐队的唱片。我不知道西蒙有何打算，不过我估计他会喜欢过一种更宁静的日子。我知道，一旦失去维珍唱片公司，我就不得不从角落里走出来，回去跟英航决一胜负。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斗过多少个回合了，我开始感到一阵眩晕，疲惫不堪。

“目前有一些唱片卖得很好，”他说，“让我们现在收下所有的钱吧。”

于是，我们选择了5。1亿英镑外加维珍唱片公司的5000万英镑固定债务。结果证明肯是对的（一直如此）！通过这个选择，我们额外赚到10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等到凌晨3点钟，等富士产经集团最终选择跟我们同甘共苦，接受索恩-百代的现金。天刚破晓，我们就开始签合同。第二天早上，索恩-百代宣布自己以10亿美元——或5。6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维珍唱片公司。

西蒙、肯和我来到我们位于哈洛街的办公室看望员工。

“简直就跟死了爹妈那么难受，”我们进去时西蒙对我说，“你以为自己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可是，当那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应付。”

我觉得这更像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西蒙、肯和我白手起家创办了维珍，每次在它看起来就要完蛋时，我们都设法渡过了难关，依靠一代又一代的音乐让它重获生机，在本行业中一直是最令人兴奋的唱片公司。当其他唱片公司——例如苹果——仍以披头士乐队和埃比路作为自己的象征时，维珍已经从迈克·欧菲尔德和大锣乐队跳到了性手枪乐队，然后是乔治男孩，然后是菲尔·科林斯，然后是彼得·加布里埃尔，然后是布莱恩·费里，然后是珍妮特·杰克逊和滚石乐队。在每一个时代——嬉皮士、朋克、新浪潮——西蒙的音乐品位都大获成功，而肯则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现在，肯站起来告诉大家，他们将成为索恩-百代的员工，而他也将留在百代公司，确保维珍的独立性。西蒙开始讲话，他的眼泪却突然夺眶而出。每个人都看着我，我站起来，想强忍住泪水，却无济于事。我处在一种棘手的状况中，又没法跟他们说明卖掉公司的真正原因。如果我说出真相，把银行对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态度告诉他们，那么航空公司和维珍集团其余的公司都将会因为缺乏信心而遭到破坏。航空公司完全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承认我们的劣势就会吓跑乘客。因此，尽管我痛恨自己摆出一副大发横财的样子，却仍然站在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留在百代，那么每个人都可获得在维珍大西洋公司工作的机会；如果愿意留在百代，肯保证会照顾好他们所有人。当乔恩·韦伯斯特建议，为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公开向我、西蒙和肯表示感谢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离开房间，泪流满面地开始顺着拉德布罗克树林一路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