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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跟上世界变化的脚步002（第1页）

第十五章跟上世界变化的脚步002

世界上另一个灾难深重的地区是北爱尔兰。尽管那里将一直存在来自敌对双方——天主教共和党和新教统一党——的极端主义者，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两个教派之间多年的爆炸和杀戮越来越厌倦。1998年5月，莫·摩兰姆被任命为北爱尔兰大臣——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选择。莫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跟街头巷尾的普通人打交道，丝毫不摆架子，真的是这样。她决定越过政治领袖，直接诉诸人民，就爱尔兰的未来举行全民公决。如果她成功，北爱尔兰就很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如果她失败，这里就会回到混乱之中——在过去的30年里，内乱导致3500人死于非命。全民公决提出，北爱尔兰可以继续留在英国，但如果有一天北爱尔兰的大多数公民希望爱尔兰统一，并且投票通过了这一决定，那么他们也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在投票前两天，结果似乎难以预料。莫是我的老朋友，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起走上街头。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驾驶船和气球跨越大西洋的冒险，莫感觉我在爱尔兰很受欢迎；而且我跟政界或宗教界都没有任何瓜葛。她也许还希望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实现和平，就会有人投资商业，促进繁荣。

不管怎么样，我第二天就和我们公关部的一名员工温迪一起，从希思罗出发了，温迪恰好来自北爱尔兰。在机场休息室，温迪转身对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我不能和你去。如果我父亲看见我和你一起参加支持这项和平条约的运动，他会杀了我。”我从没想过温迪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只知道她是一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她这番话让我意识到莫面临的工作有多么艰难。

最终，我说服温迪去了爱尔兰。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她勇敢地和我们在一起，到那一天结束时，温迪对我们的论点深信不疑，她决定投“赞成”票，而且还劝说她的母亲和姐妹们也投“赞成”票。不幸的是，她意识到自己无法说服父亲。

在走上北爱尔兰街头与数百人握手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全都回到北爱尔兰大臣的漂亮官邸希尔斯伯勒城堡，吃饭休息，等候结果。我知道，我这次行程至少额外获得了4张选票！

第二天，我们得到好消息——投“赞成”票的获胜。和平终于降临爱尔兰。既然这次是人民投票决定的和平，我觉得它也许会保持下去。

在我的生活中，我逐渐学会面对出乎意外的事情。这话似乎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发生在我个人、家庭和维珍身上的种种事情都让我认识到，你必须随时准备处理各种意外。你会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的行动方式。然而，不管我阅历多么丰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也仍然让我措手不及。

那是布鲁塞尔时间下午三点一刻，我正准备再次在欧盟有关竞争的调查中发言。我曾经耐着性子参加几十次这样的会议，9月的那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人们似乎穿着同样的灰色西服，坐在那里，一起反对我们。我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具有什么力量，因此，在那次会议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好结束会议后回家，与家人到内克岛避暑度假，然后继续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与航空公司无关，也和音乐行业、零售业或铁路无关，这涉及一个越来越“有趣”的主题，即欧洲汽车制造商的“集体豁免权”，换句话说，就是关于汽车制造商通过控制销售商和销售价格来敲诈我们所有人的事实。我参加这个会议，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中心领域降低了销售成本，使得维珍有可能以售价比街角汽修厂还低25%的价格向公众直接出售和运送汽车。在前一年，我们售出了6000多辆汽车。

就在我要对坐在房间里我周围那些既得利益者发动毁灭性攻击时，有人静静地递给主席一张纸条。主席读着纸条，脸色发灰，然后向满屋的人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纽约发生了恐怖袭击，有几架飞机卷入其中。然后，他问我是否希望继续。我们没人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但听起来非常不妙。还有人担心欧盟大厦也会成为攻击目标。不过，尽管我很清楚每个人的心思都在纽约，却仍然决定继续发表演说，回答欧洲议会各成员提出的问题。

一个小时后，当我准备乘坐“欧洲之星”列车回总部时，终于设法打通了伦敦的电话。“好像是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威尔说，“双子塔刚刚倒塌，可能会有10000多人死去。不断有报道说其他飞机也遭到劫持。他们已经关闭了美国的机场。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让公司的飞机全部折返，只有3架无法返回。由于美国已封闭领空，我建议你回来后我们再谈细节，明天早上首先让所有人都到荷兰公园开会。”

当我和维珍汽车公司的主管坐上火车时，才慢慢意识到整个事件有多恐怖。我们对面坐着一位金融业的女士，正狂乱地打电话给伦敦和纽约的朋友，想尽量弄清真相。她开始把她知道的事情逐一告诉我们：从事金融服务的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已经全毁了，有几家法国和美国银行可能也伤亡惨重。她显然忧心忡忡，我想方设法帮她。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现场的照片，但是，从她的眼泪中，我能够想象事情有多可怕。

就在那天早上，我好好考虑了一下我们的生意发展状况。在发生“9·11”事件之前，维珍大西洋公司一直继续着它非凡的成功故事。2000年3月，新加坡航空公司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付出创纪录的6亿英镑，购买了我们49％的股份。2001年，在飞越北大西洋的航空公司中，只有我们仍在盈利。我们感觉那年的生意非常好，当其他人因为成本失控、服务不好和机群老化而苦苦挣扎时，我却对这个行业信心十足，甚至还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一家新航空公司，继续扩大发展。到发生双子塔悲剧的头一天，新公司差不多才刚刚成立一年。这家公司叫维珍蓝航空公司，以西南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模式为基础建立。尽管澳元疲软，燃料价格很高，但公司仍然生意兴隆，它降低了票价，乘坐其航班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这并不是我们前几年唯一的新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对维珍及其品牌进行合理化改革。到9月11日，我们已经以“品牌化风险投资”理念为基础，制定了一个明确的策略。维珍并非由众多子公司构成的联合大企业，而是一个多样化的投资者。因此，我们会精心选择一些商业领域，试图为那些对消费者有利的行业带去更多竞争。然后，我们就去寻找合适的合伙人和经理人，发展这些业务，最终目标是让它们自力更生，就像维珍唱片公司和维珍电台那样。

不过，我们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领域，看能否让它们有所改变。一年当中，我差不多有250天都穿梭来往于世界各地，努力让维珍成为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品牌——不必最大，但一定要是最好的。

我们还在英国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他们可以充当我们的“耳目”，密切关注各行各业的发展。因此，在过去的两年中，新的投资发展迅猛。维珍健身俱乐部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连锁健身俱乐部。截至9月11日，我们的网上火车票预售平台thetrainline。已经拥有500万顾客。维珍移动公司是欧洲增长速度最快的移动电话企业，在那个不祥的日子，它正要与斯普林特公司做一桩交易，向美国公众出售我们实用的手机。

作为扩张维珍移动公司的部分举措，我们最终还是把“我们的价格”品牌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自从1998年从W。H。史密斯公司收购这项业务以来，我们就决定把它当作维珍的公司，重新确立其品牌，让它跟我们那些成功的连锁大卖场平起平坐。截至2002年年初，它和维珍位于主要街道的其他店铺一起，为维珍移动公司争取了近200万顾客，现在已有超过500万的顾客。

在听说恐怖袭击之后，我最先核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询问是否有我们认识的人受到影响。弗朗西丝·法罗曾在我们的航空公司工作，就在2001年的春天，她移居纽约，和未婚夫结婚了。他们就住在双子塔附近。当时她正在帮助处理斯普林特公司与维珍移动公司的那笔生意。我们和她失去联系三天，后来，我们得知，在第一个塔楼开始倒塌时，她恰好驾车前往世贸中心附近。幸运的是，其他亲朋好友都给我们打电话报了平安。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当我接到霍华德·卢特尼克打来的电话时，我对此就深有感触。霍华德是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在伦敦金融城被称为“坎托”公司。在这场悲剧中，坎托失去了数百名雇员，星期五晚上，该公司的詹姆斯·凯尔打电话给威尔·怀特霍恩。他们迫切需要飞机，让几十位悲痛欲绝的遇难者亲属飞往纽约，不过，由于坎托的全部业务都毁于一旦，他们都不知道股市重新开盘后是否还有生意，能否赚钱支付这笔费用。星期六早上，我们同意尽快根据他们的需要，把遇难者家属尽可能地送过大西洋。不管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的处境比我们糟糕得多。

那天下午，霍华德打来电话，亲自向我道谢。在他失去大多数亲密同事之后，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此刻过得多么艰难。“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这对坎托公司的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我感到局促不安，因为我们只能做这么一点事情——尤其是在他那个感人而客气的电话之后，我得知他的兄弟加里也在这场致命的袭击中死去了。

从电脑上，我看到自己9月12日的日记中只写着一句话：“RB——整天都在荷兰公园开会”。那天早上在我家碰头的人个个神情沮丧。来到起居室的人包括理查德·鲍克、帕特里克·麦考尔、威尔·怀特霍恩、马克·普尔和西蒙·怀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来自维珍大西洋公司。因为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总经理史蒂夫·里奇韦和他的高层团队已经根据应急措施采取行动，开始对整个业务作72小时的紧急检查，打算周五就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但我们坐在荷兰公园那张桌子周围的所有人都知道，公司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由于跨大西洋航线对我们关闭，乘客数量剧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预计每天将损失150万英镑。那天早上，我跟英航的新老板通了话，他是一个快乐的澳大利亚人，名叫罗德·埃丁顿。他告诉我，英航可能每天损失800万英镑。我建议，一旦美国领空重新开放，我们就一起向政府提出建议，看能否得到什么帮助。他非常痛苦地回答说：“好主意，伙计！下周我一上班就给你打电话。”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

我们六个人坐在我家起居室的桌子周围，沐浴着9月的明媚阳光。尽管英航遇到的麻烦显然比我们更糟糕，但这个事实并未给我们带来多少安慰。我们将自己面临的问题一一列出，显而易见，维珍集团各公司拥有的现金足以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但是，维珍大西洋公司潜在的资金黑洞需要尽快堵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境况如何？这是另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我们知道，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国家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安捷航空公司即将由政府托管，但它们能挺过这道难关吗？

那个周末，我们首次把为这种紧急情况准备的计划付诸实施。在评估英美之间“市场失灵”的工作中，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团队做得非常好，最终，他们制定了一个紧急重建计划，其中包括一些令人痛苦的措施：我们在英国的航空公司将裁减1200个工作职位。但他们将尽力保全其他数千人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比较大的飞机，如波音747-400，转到生意兴隆的非洲航线上，而把比较小的空中客车用于跨北大西洋业务。

周日早上，我们正式启动了这个重建计划，并在周一早上通知了全体员工。他们接受了这个安排，然后继续工作——他们表现出的这种宽容和职业水准，令我永难忘怀。随后的几个月非常艰难，但我们在第一个星期就正确地预测到这种情况，到圣诞节时，维珍大西洋公司显然已挺过了最恶劣的阶段，能够生存下去了。我们的美国竞争对手卑躬屈膝地向政府求助，并从那里获得大量救济款，相比之下，我们能幸存下来绝非易事。他们或许靠这种方法渡过了难关，但我们却只看到，这为他们甚于往常的反竞争倾向带来了回旋余地。

这种处境的讽刺意味在于，我们不仅建立了这样一支不同凡响的团队，而且，直到9月11日那天，我们都一直在赚钱。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强制性裁员会影响公司内部的士气。这是对所有相关人员的考验，不仅许多年纪大的和兼职的员工自愿辞职，而且那些留下来的人，也怀着那种造就了今天维珍大西洋公司的精神，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讽刺的是，正是这家航空公司的创新本质——为了让乘客感到更舒服而使用睡椅和机上按摩——意味着我们如今将成为首家安装芳纶防弹驾驶舱门的航空公司，进一步保证了乘客的安全。

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的管理层还必须为短程航线操心，那么，就算他们再专心致志，也会更加举步维艰。不过，维珍的投资模式免除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担忧。我们还有另外两家航空公司，位于布鲁塞尔的维珍捷运公司和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维珍蓝公司，二者都是独立运营的上市公司。“9·11”事件对它们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但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它们中一个要面对主要国有航空公司（比利时国家航空公司）的破产，另一个要面对主要竞争对手（安捷航空公司）的破产。我们这两家公司都已经迅速采取行动，改造和发展业务。它们都能在各自的环境下，集中全部精力处理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