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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维护品牌声誉（第3页）

伯特宇宙飞船的另一个特性是，这架流线型的超音速飞船一旦进入太空，就会变成无花果叶子或羽毛球的形状。如此一来，这个装置就能以远远低于航天飞机的速度，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从而消除了飞船过热的危险。

伯特宇宙飞船的最后一个特性在于他对塑料和所谓的合成材料的使用，不管是发射飞船的母机还是飞船本身，都不是用金属制造的，而是用新型耐热材料制造的，比铝或钢铁都更轻、更安全。这些特性的最终结果就是一种安全、廉价和环保的宇宙飞船发射机制。我们的宇宙飞船要发射成千上万次，才能达到发射一艘航天飞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意味着，有朝一日，数百万人访问群星的梦想都将能够实现。但对琼·布兰森来说，这一切不会变成现实，尽管我父母和霍丽、山姆全都想去，琼却没有自告奋勇参加首航。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要知道，每次我们一起坐飞机，琼都会紧紧抓住我的手。等我父亲乘坐宇宙飞船时，他应该有九十多岁了。有人问他是否为进入太空感到担忧，他回答说，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这是最不让他担心的事情。

伯特·卢坦堪称“空气动力学界的爱因斯坦”，我对他这个独特的地位充满信心。当我们准备好建造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商业宇宙飞船时，2005年2月底发生的事情让我对他信心倍增。

2002年，史蒂夫·法塞特正在为全球首次环球直飞作准备时，邀请我作他的后备飞行员，以免他到时会生病。我欣然表示同意，而且同样很高兴资助和管理世界上第一架高空环球飞机的制造和飞行。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三年后，这个项目还将制造出有史以来最漂亮的飞机之一，它就是维珍大西洋环球飞行者号。该项目将最高效的飞机设计之一跟伯特·卢坦建造无金属大型复合材料飞机的传奇能力结合起来，史蒂夫雄心勃勃，想独自驾驶这架飞机，在80个小时内环绕地球飞行一圈。

2月28日是星期一，在这个寒冷的傍晚，史蒂夫·法塞特从堪萨斯州的萨莱纳起飞了，去尝试他英勇的飞行之旅。这架飞机总重量略微超过2。1万磅，其中包括1。8万磅的燃料，当它顺着跑道滑行时，它看起来威风凛凛。数千人观看了起飞，但史蒂夫在起飞后，突然飘飘****返回跑道，有大约10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过，没等我们想象中那致命的一刻降临，他就像一只美丽的燕子那样，一下子飞入了美国中西部的夜空。

我乘坐跟踪飞机，在头几个小时里一直跟着他，但为了让我能在第二天到加拿大推出维珍移动公司，威尔和团队预定让我到多伦多降落。当我们冲进寒冷刺骨的暴风雪时，飞机显然有点不妙——在从堪萨斯州起飞爬升时，史蒂夫肯定失去了一些燃料；当他穿越加拿大边境时，他的全球定位系统似乎也有问题。跟踪飞机的团队很随意地让我降落到停机坪上，然后我就前往多伦多，也不知道史蒂夫能否成功。但是，就像标刻复合材料公司（伯特在莫哈韦沙漠中那家公司的名字）制造的大多数产品一样，他们考虑到了所有意外事故。在接下来的24小时中，伯特那位才华横溢的飞机设计师约翰·卡寇将这些数据加以处理，然后得出结论，如果地球周围急流层的风一直都很强，那么史蒂夫仍然能够成功。在67小时的时间里，史蒂夫与严酷的自然条件搏斗，为了让燃料发挥出最佳功效，赶上合适的气流，他一度飞到距地面4。9万英尺的高空。

他在寒冷如冬的周一晚上离开堪萨斯州，67个小时后，在灿烂的春日阳光照射下，他又回到同一个机场，在此期间，他在飞机上未曾合眼，中途也没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着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尽管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尝试，但我不仅为史蒂夫感到骄傲，而且对他的成就产生一种奇怪的友谊——只有当你以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你才能体会这种感情。

2005年1月，在图卢兹的一个寒冷、晴朗的冬日清晨，世界航空业的未来也在黑暗中迈出了一大步。要让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统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可真得是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不过，那天早上，我有幸在现场目睹托尼·布莱尔和雅克·希拉克打开一架飞机的舱门，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惹人注目的飞机——身形庞大的空中客车A380，简直就是个怪物。我一下子回想起两天前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飞行员》，讲述了美国商人霍华德·休斯一生的故事。休斯曾在1946年制造出庞然大物“云杉木鹅”，空中客车公司的A380是第一架让它显得相形见绌的飞机。在A380上，空中客车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容量，能够容纳800名乘客。不过，让维珍的忠诚顾客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A380将只运载550名乘客——这样飞机上就终于有空间容纳双人床、体育馆和娱乐场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在远程航班上增加这些设施。霍华德·休斯那个失败的努力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市场，与他不同，我看着空中客车A380时却充满自信。了解肮脏诡计事件的读者，如果听说这些巨型的A380大多数最终都会来到希思罗机场，肯定不会吃惊。在2005年，英航仍控制着希思罗机场大约50％的起降时段，任何曾经乘坐飞机被迫在定高分层盘旋飞行中等待降落的人，都知道它们有多珍贵。

2004年夏天，我们还推出了维珍集团的一个新成员——维珍联合基金会，这让我朝着利用维珍品牌和员工改变世界的梦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新组织是由世界各地的维珍员工建立的，它将成为一个能把我们所有人联系起来的媒介，希望它能使我们面临的一些更艰巨的社会挑战得到改变。霍丽自告奋勇，提出在医学院上最后一年学的时候，可以随时抽出时间，帮助解决英国年轻人面对的性健康问题——这恰好回到了我大约40年前创办学生援助中心时所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它仍在西伦敦的波托贝洛路提供免费咨询。

战争的迫近和战后的灾难没有阻止布兰森家的人。我们的女儿霍丽已经通过她的高级考试，差不多实现了她终生的宏图大志：进入医学院。她已经度过自己的21岁生日，她的弟弟山姆也已经18岁。尽管山姆在学校不像霍丽那样目标明确，但是他肯定知道怎样狂欢聚会，而且，也许是遗传自他的父亲，知道怎样尽情享受生活。

自从在图卢兹和空中客车A380度过那一天之后，我就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霍华德·休斯以及他那部传记电影，我意识到，在天才与疯子、意志坚决与顽固不化之间，那条界线是多么微小。然而，在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维珍既没有跨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又享受不到国家垄断的舒适奢侈生活，不得不在逆境中向前航行，想到这里，我再次感谢幸运之神赐给我一个稳定的家庭。可怜的老霍华德·休斯，他没法向任何人征求真诚的建议，也没有我拥有的朋友和家人——在生活中，他们的机智、魅力和智慧常常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

我还有意识地花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特德，他是我们家最老的人。尽管我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他们仍然经常乘坐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就像我一样，他们也对非洲充满热情。1999年，我们在南非购买了一处漂亮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名叫乌卢萨巴。在这里的一座小山上，我们修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能够俯瞰丛林。我们把这里当作生意来管理，但是确保大家都能抽时间亲自去那里。这些时光令人难忘，值得珍惜。在这几十年的宝贵时间里，我对父亲的智慧越来越欣赏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伊拉克战争的明智忠告，他强烈地反对这场战争，但也强化了我的观点。一旦战争打响，我们就必须极力支持所有那些来自联军各国的男女勇士们，他们都在伊拉克“奉命行事”。

到2004年春天，特德已经从几年前的一次复杂的髋关节移植手术中完全康复，我利用一个短暂的年假，从维珍的世界中脱身出来，和他到塞伦盖提露营。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在那里，你能真切地感到大自然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到达塞伦盖提之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何那么多人类学家都相信这个地区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发源地。我们花了10天时间跟随角马迁徙，观看狮子在兽群中捕猎。如果你们中有些人从未与自己父亲在帐篷中度过10天，如果你非常幸运，恰好有能力实现这个梦想，那么我强烈建议你们尝试一次。我认为，当我和父亲促膝长谈直至深夜时，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你和她之间没出现什么不端行为吧？”我问。

爸爸快如闪电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一举一动都很得体。是她顽皮得出奇！”这就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说的话。

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影响到我对世间万物的感受。乌卢萨巴只是其中之一。乌卢萨巴的意思是“高枕无忧之地”，因为它就像个堡垒或瞭望塔一样在丛林中高高耸立，易守难攻，曾经生活于此的原始人战士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可到这里狙击防御。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可让我晚上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坐在篝火周围，听大家讲故事和制订计划——这种做法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延续至今。

我花了很多时间待在非洲。能够来到野外，进入丛林，实在是非常幸运。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进入丛林、欣赏日出更美好的事情了。这里的空气感觉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新，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我还记得，有天黎明时分，我来到乌卢萨巴的河**，观看两只三个月大的狮子幼崽跟它们身形庞大的妈妈一起玩耍。当她烦了两个小家伙时，就用牙把它们叼起来，再次回到树丛中。她的温柔让我吃惊。我们继续徒步，很快就看到那头威严的豹子，她已经在我们的保护区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们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马科维勒。她也在跟自己的幼崽一起玩耍，跟它们一起爬到树上，从树上掉了下来，然后转着圈互相追逐。它们的敏捷、优雅和顽皮都让人惊奇不已。

我第一次来到乌卢萨巴是在1999年，当时我是到非洲开通一条飞往开普敦的航线，顺便也想去丛林中寻找一处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人指引我来到萨比桑德地区。当我们驱车前进时，突然看到一片巨大的岩石冷不丁地出现在丛林中，是远古时代的地壳运动将它们拱出了地面。我们已经选定这个地方，于是就请一位管理过内克岛的朋友马克·内瑟伍德跟我们合作，在不破坏丛林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地方。乌卢萨巴在非洲独一无二。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岩屋，它高高矗立在一条石脊上，能够俯瞰丛林和野生动物；而在下面的河**，则有一座猎屋，它有一条鲁滨逊·克鲁索式的优雅小径穿过树林，通往一个供河马与鳄鱼纵情玩乐的水塘。非洲的这个地区有那么多野生动物，你用不着走多远就保证能看到大多数物种。你可以在清晨或黄昏时开车兜风或徒步（需有向导带领！），总能找到让你欣赏和惊叹的东西。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为了把维珍发展成一家主要的全球性企业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我们虽然获得一些巨大的成功，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受到娱乐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似乎已经足够了。然而，尽管我一直意识到自己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但或许是我年纪大了，变得更明智了，我逐渐感到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更广泛地帮助人们。建立维珍联合基金会是我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曾经和布拉德·皮特一起前往南非，这是我跟维珍联合基金会的首批慈善之旅中的一次。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艾滋病，因此带着布拉德访问了不同城镇和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些“医院”。当我们来到一家医院时，我们看到墙上贴着互相竞争的殡仪业者的广告。进入医院后，我震惊地看到几百名似乎已经屈服于艾滋病、等待死亡降临的患者。人们在走廊上等着头天晚上死去的数十名患者腾出病床，这里简直就是个死亡输送带。艾滋病造成的痛苦似乎无边无际，甚至连医务工作者也接受了它，把它作为非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有关艾滋病的各种数据已经公布多年，但往往受到忽视，大概因为它们一直过于庞大，至今仍令人无法理解，我想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对它们不理不睬了。当你读到单是每天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患者就高达15000人，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时，这实在很难让人接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英国或美国，我们绝不会无所作为。

接着，当布拉德站在身穿46664T恤的纳尔逊·曼德拉身边拍照时，有人低声说道：这位前总统多么幸运啊，因为有这么多年轻女士都巴不得在曼德拉所在的地方坐一坐。布拉德故意误解他的话，咧嘴笑着回答说：“很多小伙子也是！”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带布拉德去见塔迪·布莱彻——他单枪匹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创建了非洲的第一所免费大学：社区与个人发展联合会（CIDA）。塔迪完全是白手起家，但他相信，如果自己能找到一所空房子，如果能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和处理行政工作，他就能把办学成本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如果能让商界派一些高级职员过来讲课，那他基本上无需投入成本，就可为学生提供合格的商学学位。大多数非洲人都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因为他们全来自非常贫穷的农村或城镇。这些来自城乡社区的穷孩子从没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而现在，每年有1600名学生通过CIDA接受学位标准的教育，而全部课程的费用——包括书本和住宿——还不到300美元。我很欣赏塔迪做的事情，我们很快跟CIDA、热爱生活和生命学院以及三家小型社会企业机构合作，创建了一个名叫“女性在行动”的研究生项目。这会帮助年轻女性获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导。一旦她们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找30名年轻人，指导和教育他们。由此我们便开始在南非各地组织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这个项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们将传播健康教育的严肃信息，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有许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来，让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变社会，但拜访医院和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是对我触动最大的经历。之后，我就决定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大约50%。我感到，自从我发现乌卢萨巴以来的五年中，我经过一段漫长的个人旅程，才来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众多旅行和众多人生经历之一。死亡一直都是这片壮丽景色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多动物在丛林中互相追踪、杀戮，但这么多非洲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毫无理由。

她跟我说起瘘管——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她告诉我，当年纪很小的女孩——往往只有十二三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生孩子（这是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国一些地区的习俗）时，就会出现瘘管。子宫壁撕裂形成的瘘管会导致小便失禁，随后，这些年轻姑娘就会遭到丈夫的抛弃，家人也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多亏了良好的产科护理，美国自从1890年后就再未出现一例瘘管，但在非洲，这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玛丽安娜终生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须做点事情，于是就让负责管理维珍联合基金会的琼·奥尔汪调查这件事情。琼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EPA），看我们能否帮上忙。恰好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亚【52】找到我，说她想做点事情帮助年轻女孩。我邀请她跟琼一起来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项倡议修复瘘管的活动，因为再没有跟她地位相当的人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立马把她带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让她亲眼看看这个情况。与此同时，我又投入一些资金，通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帮助和奉献，在尼日利亚开展了两周的瘘管修复活动，让500名年轻女性接受治疗，并改善了一些医院的医疗设施。从那以后，娜塔莉便不知疲倦地为这个项目工作，我为她有求必应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她是一位漂亮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姑娘，乐意在这样一个很不时髦的问题上提供帮助，这使得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她还利用自己的音乐来促进人们对瘘管的关注和筹款——这让我们想出创办音乐运动的点子，它由一群音乐家组成，他们乐意也有能力参与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娜塔莉告诉我，到非洲去亲眼目睹那些年轻女孩遭受的不幸，是她这辈子最忧伤的旅行之一。作为被抛弃者，又被社区疏远，这是她们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她们中很多人还只是小姑娘。她们中有些人已经在自家房子后面的棚屋生活了二十来年。一个本可以如此轻松解决的问题居然仍在发生，这实在令人愤慨。如果更广泛地实施节育，不让那么多如此年幼的女孩结婚，这个问题就可避免。但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另一种文化是很艰难的事情——不过，至少我们还能获准干预并改善这种状况，提供教育和帮助来改进医疗基础设施。

我点点头说：“是啊，我明白。”

“因此，今天你在参议院谈到这个问题时，需要谨慎一点。”琼继续说。

听她这么说，我微微一笑。

来到拥有辉煌历史的美国参议院讨论性问题，这未免有些超现实主义。有人用“采花”一词来形容艾滋病通过多个性伴侣传播的状况——就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上一样。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暴跳着站起来，宣布人们应该禁欲。

我站起来说道：“那很美好，但不现实。人们会继续‘采花’——但应该在‘采花’时戴着安全套。没套子，没爱情。”我能够感觉到琼正抬起手来，遮住脸上忍俊不禁的大笑。

有天下午，我刚刚首次见到一位令人愉快的高僧，然后跳进CIDA校园外的一辆有篷货车。这时，塔迪突然在人行道上抓住我，说道：“嗨，理查德，我有个很好的点子。为什么你不创办一所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呢？”

塔迪是个充满灵感的人，他一开口说话，你总会忍不住点头称道。受他这句在大街上随口说出的话启发，我决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学校”。CIDA城市校园已经为处境不佳的学生提供了合格的专科商业管理学位，我决心让维珍联合基金会跟塔迪合作，在CIDA推出一个独立的学院，帮助年轻人创业。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集一笔种子资金，作为支持学生创业的循环贷款，他们可以在开始赚钱后归还贷款，这样就可持续向后面的人提供资金。

在这方面，我的榜样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通过乡村银行——也就是所谓的“穷人银行”——成功地管理了一个小额贷款系统，为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人服务。1976年，当他还是孟加拉国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时，一群手艺人首次向他求助，希望借给他们27美元，创办一个店铺。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还款能力充满信心——正如他说的那样，“最穷的穷人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甚至通过一个“奋斗者项目”借钱给55，·000名乞丐。教授的长远目标是消除贫困。迄今为止，他已经向以女性为主的50万人借出了15亿美元贷款，不还贷款的人非常少。

维珍大西洋公司资助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倡议的“成功快车道”，每年都邀请一些顶级企业家到我位于牛津的住宅聚会，为新创立的企业担任指导者。我在我们的“唤醒非洲之旅”项目中拍卖了两个席位。两位英国企业家——汤姆·布洛克珊姆和利奥·卡普兰——跟我们合作，为每个座位出价12万英镑。为我们那些学生提供的创业种子资金由此启动，帮助他们出发进入商界。大多数人以剪彩或打开香槟的方式创办新组织。汤姆、利奥和我则独辟蹊径，来到刚刚开放的布兰森企业家学院，在新铺大门水泥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我望着我们的脚印——其目的是激发学生们“追随全球企业家的步伐”——百感交集。第一批史前人类的脚印是在非洲页岩上发现的，但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座位于哈里森大街27号的建筑，正是年轻的纳尔逊·曼德拉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之前工作过的地方。他获释后撰写的自传题目就叫《漫漫自由路》；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那些学生通往经济自由的道路也将同样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