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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开着维珍飞机去战场（第2页）

几天后，我正在看电视新闻，突然看见一连串令人惊讶的镜头。萨达姆·侯赛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达的英国公民中间，他示意一个小男孩过来，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头上，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一边继续对着摄像机讲话。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电视镜头之一。那个男孩和山姆年龄相仿。我知道自己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如果那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带回家。记者估计这些人质会被用作“人盾”，关押在联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内。

我不知道怎样帮人质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大西洋公司有一架飞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获准飞入巴格达，就能带上萨达姆·侯赛因同意释放的人质。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为约旦的危机提供帮助，或许我也能用同样的方式，为获释的人质提供交通工具。

第二天，弗兰克·赫西给我打电话。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达当人质了。托尼有严重的肺癌，需要紧急治疗。他打电话给外交部各部门以及伊拉克驻欧洲各国的大使，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谁都爱莫能助。弗兰克请求我帮忙。

在运毯子到约旦时，我不仅联系了外交部，而且还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建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国家与伊拉克之间的少数联系人之一。我听说伊拉克缺少医疗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们做个交易：如果我们给伊拉克空运一些医疗用品过去，他们能否释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国人。我给努尔王后打电话，问她能否帮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计划，她建议我再去一趟安曼，与侯赛因国王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的三天，当我到安曼跟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在一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商人在危急时刻能够怎样提供帮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赛因国王毛遂自荐，不过是因为我曾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飞行，而且我拥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经营着四架波音747客机。尽管再没别人用热气球载着侯赛因国王飞行，但许多商人都拥有大型飞机。不过，这两个条件使我处境微妙，我是侯赛因国王信任的少数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实际上能直接联系到萨达姆·侯赛因。

我开始起草一封给萨达姆·侯赛因的信。我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组织医疗和食品供应。我问他能否考虑释放一些在巴格达抓住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病人。为了表达善意，我提出运过去一些伊拉克紧缺的医疗物资。我提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和他的肺癌，然后在落款中写上“理查德·布兰森敬上”。

侯赛因国王替我将信译成阿拉伯文。他还给萨达姆·侯赛因写了一封说明信，然后通过特使送往巴格达。

回到伦敦，我开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试图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达的人质的详细健康状况，这样我就能“证明”他们患病。然后，我又给其他外国大使打电话，提醒他们会有一趟救援航班飞往巴格达，他们应该出示本国一些公民患病的“证据”，设法让这些人上飞机。

我回到英国后过了两个夜晚，就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答复。他答应释放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需要某个有地位的人飞到伊拉克，向他公开提出这个要求。我给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担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爱德华·希思的名字，萨达姆·侯赛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们就把爱德华·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赛因国王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一天后，侯赛因国王给我打来电话：

“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说。他总是彬彬有礼，以“先生”或“女士”称呼人们，他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们可以出发前往巴格达了。我已经收到萨达姆的消息，他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个电话制订计划，已经在员工中找到一群自愿前往伊拉克的勇士。我希望在此列出他们的姓名：雷·米尔格特、杰夫·纽、保罗·格林、雷·梅德门特、彼得·约翰逊、简-安·赖利、山姆·拉希德、安妮塔·辛克莱、卡罗琳·斯潘塞、拉尔夫·穆顿、彼得·马尔尼克、保罗·基思利、海伦·伯恩、尼科拉·科林斯、贾奈恩·斯威夫特和史蒂芬·利奇。我们事先提醒乘客们说，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可能会有耽搁，说不定会把他们转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去。

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们已获准飞往巴格达，这时他们都难免有些担忧。他们知道，如果飞机在巴格达多滞留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经保证，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财务总监奈杰尔·普里姆罗斯说，“但如果飞机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达，那就没人会给我们提供‘商业损失’保险。记住，英航已经有一架747飞机在科威特坠毁啦。”

董事们反复咀嚼这段话，房间里鸦雀无声。

“这里头有一个优势，”戴维·泰特一脸严肃地说，“他们也会把理查德扣留下来，这样他就不会再向我们提出更多轻率的计划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尽管我知道这次飞行会让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们已没有退路了。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向东飞到欧洲。我们在飞机前部挤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质的亲人、医生、护士、维珍空服人员和一名作为媒体代表的记者。我们身后是400个空****的座位。相当诡异。过了几个小时，我们都顺着过道来回散步，稍微活动活动。

飞机外面，白昼迅速消退，等我们进入伊拉克领空时，天已经黑了。我望着外面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军队在什么地方。我想象着我们在雷达监视下飞往巴格达。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是唯一的绿色亮点，在慢慢移动。我本以为会看见两架战斗机飞上来为我们护航，但四周只有令人紧张的寂静。飞机轰鸣着，战战兢兢地朝巴格达飞去，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是第一架前往那里的飞机。所有人都不再说话。我们即将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是联军计划攻击的核心目标。我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坐在机长雷·米尔格特以及两位第一副驾驶杰夫·纽和保罗·格林后面。他们正通过无线电与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说话，巴格达就在外面，但无线电是它的唯一标志。透过挡风玻璃，我们前面一团漆黑。伊拉克已实行全面灯火管制。我不知道下面住着谁、他们是否听见我们飞过头顶、会不会把我们当作第一架联军轰炸机。我们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

“我们正在接近这座城市。”雷·米尔格特说。

飞机开始降落，我扫视了一眼前面的屏幕，看见高度计上的数字在下滑。长途飞行会让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大部分飞行时间中，飞机都处于云层上方急流层的奇妙世界里，你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移动。然后，随着飞机开始下降，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坐在一块巨大的铁皮里，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还必须让它停下来。我们继续下降，飞机呼啸着穿过黑暗。通常，机场是由橘黄色和银色灯光构成的一大片辉煌灯火，很难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灯光。跑道、廊桥、飞机和控制塔都闪烁着荧光灯和卤光灯。然而，飞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简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飞行差不多。

杰夫·纽正在接受巴格达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引。他打开襟翼，放下起落架。我一直望着飞机不断下降，现在只有600英尺高……现在500英尺。空中交通管制员空洞的声音开始读出我们的高度。突然，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出现了两行着陆灯。我们对准正中间飞去。飞机接触到地面，顺着跑道滑行。又出现几道灯光指引我们，飞机慢慢朝卸载区滑去。我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端着机枪的人站在一段楼梯旁。我们的乘务长简-安·赖利示意机舱门可以安全打开了，我望着外面。天气非常寒冷。

舷梯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带头向伊拉克停机坪走去。两排士兵呈扇形散开，把我们围在中间。两名高级政府官员身穿棕色驼毛大衣，前来迎接我们，要求人质的亲属待在飞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还大，但它完全荒废了，只有我们的飞机停在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维珍空服人员，她们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走过空旷的机场，走过那群伊拉克士兵，跟这一切显得格格不入。在一片寂静之中，她们的鞋跟敲击着地面，那么响亮。我们都微笑着。起初士兵们有点腼腆，但随后他们也露出了微笑。跑道上没有其他飞机，我们的飞机大得有些怪异。

我们被带进一间空****的候机室，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都已被拆除，包括电脑终端、电话甚至电灯。这需要花点时间，而且也表明伊拉克正在为空袭作全面准备，已经从机场抢救出他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我们递过去自己带来的一些礼物，送给军官们一盒盒巧克力，又把维珍公司的儿童航空旅行包送给士兵们，他们可以送给家人。然后，我听见外面传来动静，泰德·希思【46】率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过玻璃门走了进来。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他们显得那么苍白，一见我们就爆发出欢呼声，跑过来跟我们拥抱。泰德笑着与每个人握手。

我很快意识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全都带回去。每个人都笑着互相拥抱，脸上热泪纵横。外面，士兵们正在卸下我们带来的医疗用品。我打开一瓶瓶香槟，举杯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那些继续留在伊拉克的人。我找到了弗兰克·赫西的妹夫，我们拥抱了一下。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妇女不得不离开丈夫，她泪流满面地朝我走来。一个男子不得不把三岁大的女儿交给保姆，向她说再见。除了给他一个拥抱，我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俩眼里都噙着泪水，我也是个父亲。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当我们走过寒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又送给他们一些儿童航空旅行包，跟他们互道祝福。等我们飞走后，这些外表虚弱而恐惧的士兵将穿着难受的靴子和橄榄绿裤子，握着枪支继续站岗，而这里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炸毁的目标。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数人质都手拉着手，走过跑道，这样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撑。大伙儿看起来就像一群幽灵。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让他们显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盏照亮舷梯的聚光灯，所有的灯光都再次熄灭。我走上舷梯，转身挥手道别。

“你们总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那是弗兰克·赫西。他待在飞机上，想给他妹妹和妹夫一个惊喜。当他们看见对方时，不禁泪眼婆娑，拥抱在一起。

我向伊拉克士兵投去最后一瞥，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打开我们送去的红色维珍旅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碰到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西方人将很快到来，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发射导弹。威尔·怀特霍恩已经检查了人质们携带的所有行李。在最后一分钟，他找到一个装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舱门快要关闭时，他朝门口跑过去，把包丢到下面的水泥地上。那些士兵们吃了一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机舱门关闭，当飞机朝着远离机场大楼的方向滑行时，那个包还躺在地上。

在飞机上，人质和亲人们涌进过道，互相拥抱，人群中响起一阵阵欢呼。我们系好安全带起飞，飞机刚一拉平，派对就开始了。我们终于逃过一劫。大家都手握香槟站着，互相倾诉自己的遭遇。当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离开伊拉克领空时，人们鼓掌欢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