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意味着,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无法在夏季多赚点钱来撑过冬天的淡季。我们夏天的生意很糟,乘客也疏远了维珍。再加上我们不得不花钱租一架替补飞机,我们的现金流也受到沉重打击。当我们试图跟英航达成赔偿协议时,他们却拖拖拉拉的,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却迟迟不肯付款,让我们航空公司的现金危机提前降临,迫使维珍唱片公司出手帮航空公司摆脱困境。就在我出发前往日本作跨太平洋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起了诉讼。
在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被兼并后,他们飞往东京的四条航线就转给了维珍,但这仍然不够。为了让这条航线生存下去,我们需要每天都有航班,而且要从希思罗机场起飞。在英航获得每个工作日两趟航班的许可之前,我们一定要优先获得每天一趟航班的许可。当时日本政府提供了两个民航频率,即四个起降时段,英航自然认为这些都属于他们。在咨询律师之后,尽管知道英航已经排队申请这些起降时段,我们也仍然提出了申请。我们的未来要依靠它。如果我们成功,维珍将不仅赢得这些航线,更重要的是,还会赢得英航为自己在东京成田机场安排的起降时段。
我们提出申请的消息泄露出去后,英航气急败坏。这种事情前所未有。小航空公司必须任凭英航践踏,不管获得什么起降时段都该谢天谢地。然而,我们居然要求得到“理应”归他们所有的起降时段!他们立刻采取行动。金勋爵和他的团队拼命四处游说,提出那些起降时段理应是英航的,把它们转给维珍大西洋公司是违法的。但这场争论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它们不是‘你们’的起降时段,”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言简意赅地告诉英航,“事实上它们属于政府,由我们授权给你们。英航并不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在那场争论中失败后,他们转向了更具毁灭性的辩解,指出维珍大西洋公司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接管那些起降时段。事实上,他们咕哝道,业内有消息说维珍大西洋公司就要破产了。因此才有了金勋爵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午餐上的那番评论。他们还给交通部写“机密”信,散布对我们财务状况的怀疑。这一点击中了CAA的要害。CAA可不愿在把民航频率授予维珍大西洋公司之后,却看见我们轰然倒闭。
我们不得不说服CAA,维珍大西洋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整个一月份,当CAA权衡是否把这两个东京频率给我们时,我听说了越来越多有关维珍和我的谣言,全都暗示我们陷入了困境。
最终,在1月的最后一周,CAA作出了对我们有利的两个历史性决定。它把额外的两个频率授予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命令英航把它们在成田机场安排的起降时段交给我们,并且宣布,建议交通部批准维珍大西洋从希思罗机场运营。金勋爵大发雷霆。作为保守党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他宣布自己受到背叛,并提出上诉反对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
在听说了金勋爵有关我的另一通激烈言论后,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导致维珍大西洋公司破产,希望阻止谣言。我不在乎英航或其他任何人的竞争——只要这是公平竞争。但是,我仍然听到了越来越多具有破坏性的谣言。
1月31日,我给金勋爵写了第一封信。我希望把问题公开后,就能阻止谣言。我一直相信个人关系在生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如果我警告金勋爵当心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么我希望他会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很快交谈一次,达成和解。
我在2月5日收到金勋爵的答复。他只是引用了他对《星期日电讯报》说的话:“我经营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航空公司。祝他走运。”他还补充说,他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再作任何评论。
这封信的简洁跟它的傲慢相配。显然,在金勋爵对我这种藐视态度的影响下,英航的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对待维珍大西洋公司。
金勋爵的信包括两个短短的句子。金勋爵并不想让我“走运”。事实上,他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让我“走运”。而且,金勋爵也将继续跟很多人大肆评论“这个问题”。
金勋爵的信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个人的,他只是引用他对一家报纸的答复。好像他无法勉强自己给作为个人的我写信,甚至也无法承认我的存在。我知道他杜撰了一个侮辱性的词语“咧嘴大笑的套衫”来形容我。我突然意识到,就跟英航试图压扁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手段一样,金勋爵假装我根本不存在。
“好消息,理查德,”1991年3月15日,马尔科姆·里夫金德跟我说,“我很高兴地宣布,政府即将允许维珍大西洋公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打算提名你们作为经营另外两趟东京航班的英国航空公司。”
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关键转折点。
“大好消息!”我叫道,“彭尼,让我们喝香槟庆祝一下!给威尔打电话。给所有人打电话!”
当大家都聚集到我办公室来庆祝时,我拨通了休·韦尔伯恩的电话。休写了一篇论文,指出航空公司从希思罗运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论文的结论是:由于盖特威克只有一条短跑道,并且缺少转接班机,因此,对于相同的航线,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比从盖特威克起飞要多15%的利润。休的论文还发现,由于希思罗机场的跑道更长,如果维珍的飞机从这里起飞,就能运更多的货物,赚得更多应税收入。这篇论文和这个发现都给马尔科姆·里夫金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休既高兴又吃惊。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航空业的顾问,他曾经目睹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和其他几家更小的航空公司在盖特威克运营时入不敷出的情况。
“这是你们的突破,”他说,“不过,当心一点。英航可不喜欢你们的胜利——他们会暴跳如雷的。”
我们正在喝香槟,听到风声的记者开始打来电话。他们也给金勋爵打了电话,第二天和随后的周末,我饶有兴趣地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运输政策?”金在《观察家报》上轻蔑地说道,他的女婿梅尔文·马库斯是该报商业版的编辑,“什么运输政策?”
这篇访谈让我感到哭笑不得,我怀着越来越大的兴趣,继续阅读。
“似乎每次我们创建一条有利可图的航线,”金勋爵继续说道,“就会有人过来说‘我也要分一杯羹’,于是政府便悉听尊命。”
金勋爵估计,由于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决定让维珍大西洋公司经营另外两趟前往东京的航班,英航每年会因此而损失2。5亿英镑左右的收入。“这2。5亿英镑是我们那些公众股东遭受的损失,它直接落入了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他怒斥道。
如果收入真的都直接落入我的腰包该多好。也许金勋爵在盛怒中忘记了一点:不幸的是,收入要刨去成本才是利润。
同一天的《星期日电讯报》上有如下评论:
本周,维珍终于获准进入希思罗机场,这个决定让金勋爵火冒三丈。长期以来,维珍一直被限制在盖特威克,让英航获益匪浅,现在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英航的服务手段墨守成规,这产生于它自命为国家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而维珍却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放肆、坚定和创意思想,敢于挑战庞大的联合企业。就食品和服务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毫不逊色于英航的头等舱。
在《观察家报》上,金勋爵争论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家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会以灾难告终——说出这通话时,他无疑是一脸严肃。他举出莱克航空公司、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和欧洲航空公司的例子。这样的伪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英航曾逼得弗雷迪·莱克破产——法院召集了一个大陪审团调查这个问题,但最终,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没有提出指控。所有这三家航空公司都曾被限制在盖特威克。只要把竞争排除到它视野之外的盖特威克,英航就支持竞争。
我父母一直向我灌输这样的座右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我们努力奋斗,终于获胜。与英航相比,维珍大西洋公司仍微不足道,但我们现在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严重威胁,这是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从未做到的。
彼得·弗莱明曾在英航位于维多利亚的办公室担任高级销售主管。他告诉我英航成立了一个内部特别小组来败坏我的名声,并且还下令销毁有关维珍的文件。为何如此害怕那些文件会牵连他们入罪,以至于需要销毁它们?我决定把彼得·弗莱明的信保存起来,看看英航那些被称为“肮脏诡计”的行动会怎样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维珍打算在希思罗运营,就必须设立登机服务台、行李搬运部和一个机械师团队,当然,还必须向乘客提供一份可行的时间表。这意味着要先给我们分配起降时段。只有起降时段安排好之后,维珍大西洋公司才能设立时间表,然后卖票。如果我们想从交通繁忙的夏季获利,就必须最晚在4月安排好这一切。每个项目都是一场战斗。经过一场恶战,并且声称我们将把整个起降时段分配问题提交欧洲议会处理后,我们才最终获得了自己需要的起降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