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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跟上世界变化的脚步（第4页）

因此，我们也就只有三个钟头的时间，说服他们允许我们进入。我认识爱德华·希思爵士，他曾担任英国首相，与中国人关系很好。于是，我们的人首先联系到他，他也好心找他的联系人说情。我又接通了我办公室的萨丝科娅的电话，要求她联系托尼·布莱尔。“可我没有唐宁街的电话号码。”她说。我非常疲倦，而且，老实说，现在非常担忧，不由得提高了嗓门说道：“拨打192，从电话号码查询台查一下！”

托尼·布莱尔好心地帮助了我们。我还联系了彼得·萨奇——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之一、国泰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他的总部位于香港，他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英国驻华大使及其团队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最终——就在我们穿越国境线半个钟头之前——我们得到消息，只要我们能够把飞行路线保持在中国最南部，就允许我们进入。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气流将把我们带到上海去——巧合的是，我刚在两个星期前去过那个城市，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最近申请了飞往上海的许可证。

请注意：贵方必须在拉萨机场降落，贵方未能遵守我方要求，因此不得继续飞入我国领空。请稍后联系。贵方必须按照拉萨空中管制中心的要求操纵气球。感谢你们的合作。

谨致问候！

中国民航总局

气球是无法在飞机场降落的。天气状况非常恶劣，两个小时之后天就会黑，而我们身在莽莽群山上空，还带着5吨丙烷。我给维珍ICO环球气球基地回信，要求他们与中方联系，解释我们的所有问题。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收到回复。

请注意：你们必须降落。你们不能继续飞越我国领空。

我们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似的两难处境。降落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是，未经许可继续飞行，也是不可能的。

我联系上北京的英国大使，向他解释我们的困境。大使许诺，他和他的团队将整晚熬夜，设法解决问题。我给大使发去一封短笺，请他转交给中方。

我们诚恳地提议：如果现在降落，必将对气球上的全体人员和相关地面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由于气球随风飘移，因此我们无法控制气球方向。我们下方覆盖着云层，看不见地面。我们无法穿过云层降落，因为这会让气球结冰，导致它坠毁。我们恳请贵方注意，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处理这种状况，并为无法遵守贵方规定而深表歉意。我们并非不尊重中国政府，只是陷入难以应付的困境，目前无法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我们真诚地恳求贵方给予我们的团队更多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飞行员尝试了贵方给我们的所有频率，仍无法与贵方取得联系。他们将继续尝试。恳请贵方给予更多高频或甚高频频率。

我们真诚地希望贵方对此给予答复。

我们继续紧张地飞行。凌晨，我们收到如下传真，让我们如释重负。

由于维珍全球挑战者号热气球已违反双方的协议及英方的承诺，没有进入预定的领空，因此，中方别无选择，只能要求该气球着陆。考虑到高尔斯沃西大使的恳求，中方已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现决定允许该气球继续飞行，要求它尽快离开中国领空。若中方有新的要求，将再与英方联系。

我们怎么感谢中国人都不为过。谢谢你们。

1998年12月24日第七天

当我们离开中国海岸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接到来自英国的消息。

恭喜！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获准成为首家从英国直飞上海的航空公司。英航遭到拒绝。火速回家。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一分钟前我还害怕自己的气球会在上海上空坠落，现在居然获得了往那里飞波音747的许可。

鲍勃为了找到将我们往南带入韩国的合适气流而操劳过度。与此同时，一直在总部与厄伦·波特一起为我们争取飞越领空权的凯文·斯塔斯认为，我们不妨试一下，便联系了朝鲜。

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又惊又喜的是，我们很快收到答复：欢迎我们飞越朝鲜领空。也许，作为一个国家，朝鲜现在乐于融入更广阔的世界。不管原因是什么，我们都非常感激。在我们飞回家之前，朝鲜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后一个政治障碍。现在，我们要跨越的就“只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宽5200英里）——以及美国和大西洋了。

历经周折之后，我们在头五天时间里只完成了环球飞行三分之一的旅程。太平洋已夺走多位尝试跨洋飞行的热气球驾驶者的生命。十年前，就在我和佩尔开始成功飞越太平洋的前一天，就有一位可爱的日本气球飞行员为此而失去生命。三个月前，史蒂夫·法塞特也在太平洋上空遭遇了一场风暴，只得在斐济附近迫降。

因此，我们全都对太平洋心存敬畏。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又为过去几天中克服的种种政治麻烦而感到轻松，无论如何，我们觉得，在接下来的航程中，不会再有什么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一开始就很顺利，我们最终从韩国上空飞了过去，因为在获得朝鲜的许可之前，鲍勃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路线。然后，我们便继续前行，在富士山上空迎接美丽的清晨，接着飞过日本关西。当我们从空中飞过时，我们实际上都能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涌上大街，抬头望着我们的气球。我的得力助手威尔·怀特霍恩恰好在关西，他与我们的气球取得联系，说：“站在这里，目睹整个地区的活动戛然而止，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景象之一。”

风力逐渐增强，这让我们如释重负。我们发现自己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50～180英里。我们被吸入急流层，我们需要它。气球在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用掉了很多燃料，我们必须赶快回家，剩下的燃料最多只能支撑五六天，但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航程。不过，以这样的速度飞行，我们估计不到40个小时就能飞越太平洋，再分别花一天时间飞越美国和大西洋，然后就到家了。我们精神高涨，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好机会。

接着，我们收到来自鲍勃·赖斯的一条紧急信息。它是这样开头的：“我们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让我非常担忧。”如果鲍勃对什么事情非常担忧，那么我们也应该如此。“具体来说，”他继续写道，“由于出现一个低气压槽，它将形成一条从夏威夷附近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切变线。这种模式转变的结果，将导致气流带着气球朝东南方的夏威夷飞去，回到太平洋上空。我们必须在低气压槽开始形成切变线之前飞到槽里。保持最快速度至关重要，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日记在此结束，因为情况开始恶化。我没能完成日记，因为我们只顾忙着求生了。我记得，就在头天睡觉之前，我们前面只剩下太平洋和美国，天气预报员说我们将在两天后回家。风力这么强，气球时速约为200英里，看起来我们将在圣诞节飞越美国了，圣诞老人在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摇摇摆摆，而我们将回家过节礼日。

当我去睡觉时，我想到，一个人一生中能拥有我们这样奇异的经历，而且如此幸运，这差不多有点太过分了。只有当我醒来时，我才意识到，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我们，我们最终将迫降在太平洋上，而不是成为第一批驾驶热气球完成环球飞行的人。

我们试图跨越坏天气形成的那道屏障，但它抢在我们前面形成了。为了越过它，我们尽量升高，又尽量降低，但都无济于事。这就像在美国海岸上修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砖墙，阻止我们飞过去。

我们非常幸运，找到了将气球重新带回太平洋的气流，朝几千英里内唯一的群岛夏威夷飞去。就在距离它60英里的地方，我们跌进海里。气球拖着我们在海浪上前进，每次向前跳跃300英尺，就像电影《轰炸鲁尔水坝》里面的炸弹一样。我们打开吊舱上的圆顶，爬出去，拼命抓住吊舱。然后，当气球第十次撞上海面时，我们投入海里，再次被刚刚设法赶到的直升机拉出海水。维珍赞助伦敦的直升机紧急救护服务真是太应该了！

圣诞节那天，我在夏威夷着陆，决定到内克岛去，我的家人全都在那里。当我在节礼日那天到达内克岛时，却发现那里出了件带有几分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事情。岛上的大房子空无一人，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到岛屿最偏远的一端，举行一次孩子气的派对。说它有点超现实主义是因为，在气球起飞的前一天，我写了份遗嘱，在里面提出要求说，如果气球坠毁并发现了我的尸体，那就把我葬在内克岛的这个角上。我希望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参加葬礼，希望自己永远长眠于这个特别的地方。因此，当我本人来到那里，举目四望，想到这本来会是一次截然不同的聚会时，那种感觉真是奇怪极了。

我知道埃尔顿·约翰是戴安娜的朋友，于是我问他能否在葬礼上演唱《风中之烛》，并请伯尼·陶平为这首歌谱写更合适的曲子。我还明确提出，希望这支歌能收入纪念专辑。所有这些都不仅需要戴安娜家人和女王的授权，而且也需要教会的授权。接下来是三天令人抓狂的谈判，但有人建议女王对这一行动不予批准，于是我打电话给托尼·布莱尔，问他能否干预一下。幸运的是，布莱尔这么做了。埃尔顿演唱的《风中之烛》抓住了整个世界的想象力，让这场令人悲痛欲绝的葬礼变得感人至深。

当时，埃尔顿·约翰的职业已经陷入停顿。可几天之后，埃尔顿却收回了将这首单曲纳入慈善专辑的许可，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吃惊。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我不愿公开的愤怒。然而，某个不择手段的人在翻找埃尔顿家的垃圾桶时发现了它，从而使得它不可避免地登上了《太阳报》的头版，通常这些事总会如此。幸好我们的纪念专辑仍然赚了几百万英镑，成为威尔士王妃戴安娜纪念基金会最大的一笔捐款。而《风中之烛》最终成为音乐史上销售量最大的单曲，卖了大约3300万张唱片。

我一直认为，维珍应该不单是一台赚钱机器，既然维珍富可敌国，财力与一个小国家不相上下，那我们就应该比过去更多地利用这笔财富解决社会问题。各家公司确实有责任解决它们。最近几年，比尔·盖茨一直在投入大量财力，试图研制出一些消灭致命疾病的疫苗。尽管他曾经处境艰难，而且媒体对微软有很多负面报道，但他仍然极大地回报社会。他是其他所有企业家学习的伟大榜样。

在非洲，我也是一家自然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们试图让现在占非洲2％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面积上升到4％～5％，给非洲的野生动物保留更多荒野，让它们自由驰骋——因为那些土地不单是留给牛群和农场主的。非洲野犬是我最喜爱的野生动物之一，这个物种濒临灭绝，我发现它们非常迷人。如果把目前用栅栏圈起来供野生动物使用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让它们获得更大的机会长久生存下去，那将是留给下一代人的丰厚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