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珀西瓦尔说,“更好的做法是像个乐于顺从的丈夫那样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不管是谁,把他调到某个无利害关系的部门,然后忘掉这些事。”
“纵容犯罪吗?”丹特里抗议道。
“哦,犯罪,”珀西瓦尔像对待同谋者一样对专员微笑着,“我们一直在某些地方犯着罪,不是吗?这是我们的工作。”
“麻烦在于,”专员说,“现在的情形的确有点儿像一桩摇摇欲坠的婚姻。在婚姻中,如果情人开始厌烦起那个乐于顺从的丈夫,他总能有办法煽动流言蜚语。他占据了制高点。他可以自行选择时机。我可不希望有任何流言蜚语被煽动出来。”
丹特里讨厌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闲扯就像一本书里他还没掌握的密码。他有权读被标为“机密”的电报和报告,可这样的闲扯是如此讳莫如深,他想去弄懂却没有线索。他说:“如果事发,我个人倾向于辞职而不是掩盖。”他把盛威士忌的杯子重重地放下,以致把水晶玻璃都碰碎了。又是哈格里维斯夫人,他想,一定是她坚持要用水晶器皿。他说:“我很抱歉。”
“当然你是对的,丹特里,”哈格里维斯说,“别在意杯子。千万不要认为我请你远道而来是要说服你弃事态于不顾,如果我们有足够证据的话……不过庭审并非一定为上策。俄国人通常不在法庭上处置自己的人。对潘科夫斯基[33]的审判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信心倍增,他们甚至对他的重要性夸大其词,就像CIA那样。我现在还纳闷他们为什么要开庭审理。但愿我是个棋手。你下棋吗,丹特里?”
“不,我玩的是桥牌。”
“俄国人不打桥牌,就我所知。”
“这很重要吗?”
“我们都在玩游戏,丹特里,游戏,我们都在玩。重要的是别把游戏太当真,不然就可能输掉。我们得时时变通,不过要保证在玩同一个游戏,这自然也很重要。”
“很抱歉,爵士,”丹特里说,“可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他意识到自己喝了太多的威士忌,也意识到专员和珀西瓦尔正刻意地回避彼此的目光——他们不想羞辱他。他们长着石头脑袋,他想,石头做的。
“我们再喝一杯威士忌吧,”专员说,“或许不喝也行。真是阴雨绵绵的一天。珀西瓦尔……?”
丹特里说:“我想再来一杯。”
珀西瓦尔倒了酒。丹特里说:“我很抱歉这样难缠,可我很想上床前把事情弄得有些眉目,否则我睡不着。”
“其实很简单,”专员说,“如果你愿意,就进行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好了。不用费多少工夫就会把这鸟儿惊起来。他很快就会明白出了什么事——就是说,如果他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想点什么测试手段——‘钞票记号手段’[34]是屡试不爽的。等我们十分肯定他是我们要查找的人,那么我觉得只要将其清除即可。没有审判,不用公开。如果我们能捷足先登,得到关于他联系人的情报,那最好不过,但我们不能冒险,使得他公开叛逃,再到莫斯科去开记者招待会。逮捕也显然不合适。假设他在六部,那他所提供的情报的危害根本不可能像法庭庭审这种丑闻大。”
“清除?您是说……”
“我知道清除对于我们而言还比较新鲜。在KGB或CIA那儿使用得多些。所以我才要珀西瓦尔在此和你会面。我们也许会需要他那边搞科研的小伙子们的帮忙。绝不会有什么大场面。只有医生的一纸证明。如果能避免也不需验尸。弄一起自杀太容易了,但自杀总意味着验尸,这样又可能引起议会的疑问。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外交部的一个处’是什么意思。‘会牵涉到安全问题吗?’你知道这样的问题准有下院议员要问的。而且谁也不相信官方的回答。美国人肯定不信。”
“是的,”珀西瓦尔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将安静、平和地死去,没有痛苦,可怜的家伙。痛苦有时会挂在脸上,可能还要考虑到其亲戚的情绪。自然死亡……”
“我明白用那些新型抗生素都有点难,”专员说,“现在假定就是戴维斯,他刚过四十,正值壮年。”
“我同意。也许可能安排成心脏病突发。除非……有谁知道他喝酒多吗?”
“你说过波尔图什么的,没错吧,丹特里?”
“我没有说他有罪。”丹特里说。
“我们谁也没说他有罪,”专员说,“只是拿戴维斯做个可能的示例……以便我们探讨问题。”
“我想看看他的病史,”珀西瓦尔说,“还得找个借口认识他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算我的病人,不是吗?就是说如果……”
“你和丹特里可以一块儿看怎么安排一下。不用太着急。我们得很肯定他是我们要找的人。而眼下——漫长的一天呀——野兔太多,野鸡太少——好好睡觉吧。早饭会用托盘送来。鸡蛋培根?香肠?茶还是咖啡?”
珀西瓦尔说:“来个全套,咖啡、培根、鸡蛋和香肠,如果行的话。”
“九点?”
“九点。”
“你呢,丹特里?”
“就只要咖啡和吐司。要是您不介意的话,八点。我从来睡不成懒觉,再说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呢。”
“你得多休息休息。”专员说。
3
丹特里上校有剃须强迫症。晚饭前他已刮过一遍,现在他的“雷明顿”[35]又贴上了下巴。接着他又把一点碎屑掸到脸盆里,用手指触摸脸颊,感觉到再次动手是说得过去的。之后他打开了电动牙刷。低沉的嗡鸣足以淹没敲门声,因而当他在镜子里看见门被打开,珀西瓦尔医生有些踌躇地走进来时不免觉得惊讶。
“对不起打扰你了,丹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