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带萨姆。萨姆是我的孙子,我是他的监护人。”卡瑟尔夫人说。
“除非莫瑞斯和我死了。”
“萨姆是英国公民。我会让他受到大法官的看护[10]。我明天就去见我的律师。”
萨拉完全不清楚“受大法官看护”是什么概念。她猜测这又是一个连那位在公用电话亭与她通话的人也没有考虑到的障碍。那个人的声音在电话里做了道歉:那个声音正像珀西瓦尔医生一样称自己是莫瑞斯的朋友,可她更信任他,尽管其措辞谨慎、含糊,还有某种异国腔调。
那声音道歉说,她尚不能去和她的丈夫会合。假如她独自一人走,那简直立刻就可以安排——孩子使她几乎不可能通过检查,无论他们能搞到什么有效护照。
她用绝望而决然的语调告诉他“我不能单独留下萨姆”,而那声音又安慰她,“到时候”会给萨姆想出个办法,如果她愿意信赖他的话。那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暗示他们可以在什么时间如何会面,只带手提箱——一件暖和的外衣——她缺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头买到——可是,“不,”她说,“不,我不能撇下萨姆”,她便挂了电话。此时他又病了,还有那个神秘的词一直纠缠着她进了卧室,“受大法官看护”。听起来像是在医院病房里。孩子也会被强制住院,就像被强制上学读书吗?
2
没有人可以询问。在整个英国她只认得卡瑟尔夫人、肉店老板、蔬菜水果店老板、图书馆管理员以及小学的女校长——当然还有波顿姆雷先生,他不时地在门口,在高街甚至在电话里冒出来。他在非洲传教待了那么多年,也许他与她相处才真正觉得自在。他非常和善,非常好奇,还很会掉书袋。她想知道如果她请求他帮助逃出英国他会说什么。
记者招待会后的早上,珀西瓦尔医生为了一个很奇怪的理由打来电话。显然是有笔钱要付给莫瑞斯,他们想要他的银行账号以将钱存进去:在一些小事上他们诚实得令人觉得他们多虑了,不过之后她想,是否他们害怕经济拮据会逼得她做出过激之举。也许是让她安分守己的一种贿赂。珀西瓦尔医生仍旧以家庭医生的口吻对她说:“我很高兴您能明智行事,我亲爱的。要继续保持明智。”就好比他建议“继续服用抗生素”一般。
到了晚上七点,萨姆仍在睡觉,卡瑟尔夫人在自己房间里为晚饭而进行她所谓的“整理”,此时电话响了。这个钟点打来的很可能是波顿姆雷先生,但却是莫瑞斯。线路是那么清晰,似乎他就在隔壁屋里说话。她吃惊地说:“莫瑞斯,你在哪儿?”
“你知道我在哪儿。我爱你,萨拉。”
“我爱你,莫瑞斯。”
他解释说:“我们得说得很快,谁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切断线路。萨姆怎样?”
“有些不舒服。不严重。”
“鲍里斯说他很好。”
“我没有告诉他。只不过是另一个难关。有这么多的难关呢。”
“是的。我知道。告诉萨姆我爱他。”
“当然,我会的。”
“我们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们总会在听的。”
停顿了一会儿。她想他走开去了,或是线路被切断了。然后他说:“我非常想念你,萨拉。”
“哦,我也是。我也是,可我没法丢下萨姆。”
“当然没法丢下。我能理解。”
冲动之下,她说了一句她立刻就感到后悔的话:“等他再大一点……”听起来似乎是遥远未来的承诺,那时他俩都已老了。“耐心点儿吧。”
“是的——鲍里斯也这样说。我会耐心的。妈妈怎样?”
“我不大想谈她。说说我们自己吧。告诉我你怎样。”
“噢,所有人都很和气。他们给了我份工作。他们对我很感谢。超过了我想得到的。”他又说了什么,她没听清,因为线路发出噼啪的响声——关于钢笔还有夹巧克力圆面包的。“我妈妈并没有大错特错。”
她问:“你有朋友吗?”
“哦,是的,我并不孤单,别担心,萨拉。这儿有个英国人曾是英国议员。他已邀请我等春天来了去他的‘达恰’。等春天来了。”他用一种她简直辨认不出的声音重复道——一个已无法确定还能等到春天的老人。
她说:“莫瑞斯,莫瑞斯,请保持希望。”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她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1]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也是英国皇家医学会所在地。
[2] 布鲁梅尔(GeeBryanBrummell,1778—1840),19世纪英国有名的纨绔子弟,因其服饰叛逆奇特而成为当时流行服装的代表,他本人也成为“花花公子”的代名词。
[3] 西非马里共和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
[4] Dacha,俄罗斯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在郊外用于度假和居住用的别墅。
[5] 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鲁滨孙漂流记》作者。
[6] 法语,意为“礼物”。
[7] 玛塔·哈利(MataHari,1876—1917),荷兰著名女间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活跃于巴黎社交界,1917年被法国以间谍罪处死。英法报刊常以MataHari的名字加诸间谍疑犯。
[8] 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Charles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和批评家。
[9]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教派,强调缄口苦修。
[10] Wardincery,专用法律术语,其中“Ward”亦有病房之意,故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