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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狩猎者（第3页）

调査什么？D迷惑不解。他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一直忙着搜集材料。对于这件自杀案的种种解释——海伯里的一个有妇之夫啊，兰伯兹的一个年轻人啊，等等——当然了，这都是臆测，但这却说明了人们的脑子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当然知道，是那位外国绅士……”

“听我说，”K先生说，“听我说，我可不在这儿待着了。去叫警察吧。”

穆克里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很多人都有些歇斯底里。你可能对这个感兴趣，门德瑞尔太太。有一个人说那个女孩子坠楼的时候她正好看到了。实际上她并没看到。”

“没看到？”

“没有。因为她把窗户说错了。别的什么都对——因为她看了报，你知道，所以别的细节她都知道——什么你正在场啦，想拉住她啦……还有那尖叫的声音……什么她都知道。但是她把窗户说错了。这真有意思，我觉得。”

“你搜集这些材料干什么？”老板娘问。

“我用我的皇冠牌小打字机打下来，把材料送交组织调査的人。我们管这个叫群众心理调査。”

“以后要印出来吗？”

“他们留起来作档案资料。也许有一天收在一本厚书里——不登我的名字。”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我们只是为了科学而工作。”

K先生说：“你得去叫警察了。”

“别犯傻了。”老板娘一点儿也不客气地说。她解释道：“他总是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人——就是把爱尔丝逼上死路的那个人，你知道——走到哪儿他都以为看见了那个人。”

穆克里先生机械地说：“真有意思。”他打了个喷嚏，“啊，油漆味。这也很有意思。你们是不是很讲求实际——正在消除痕迹——或者这是一种迷信？”

“你说痕迹是什么意思？”K先生紧张地问。

“啊，我是说一些污垢、脏痕……你们这样一家像样的旅馆理应干干净净，反正你们早已计划粉刷一次，所以就趁现在做了。要不然，也许是出于迷信。因为旅馆里死了人。你们知道，西非的某些部落就有这种迷信。只要死了人，他们就把死人的东西全部毁掉，衣服啊，房子啊，什么都不留。他们想彻底忘掉死人的事。我很想知道，你们重新粉刷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

K先生说：“我走了。我受不了。如果你还要人帮忙……”

D突然发现，老板娘从镜子里也完全可以看到自己。他们俩的目光对在一起了。老板娘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关系。有穆克里先生在这里。你自己可要当心一点儿。”她转过身来对那个印度人说：“你不是要看看尸体吗，穆克里先生？”

“是的，如果方便的话。我买来一些花……这是迷信，但也有实用价值。花的香气……”

“一般来说，我不喜欢在卧室里摆花。但是出了这样的事，我想放一点儿花也没有什么。”

D紧紧地盯着她，她也从镜子里看着他。有的人会这样互相枪击，D想。在电影里，借助一面镜子。

K先生说：“我走了，玛丽。”好像除了老板娘那句冷酷的警告外，他还期待着什么似的。正如D从镜子里看到，老板娘似乎在鼓励他干出最坏的事来。她很强壮，她不是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气势压倒的人。身体方方正正，满脸斑点，意志坚强，这个女人好像正在把一个牺牲品交到他手里……

穆克里先生说：“等一会儿。我想，我在吃早饭的时候把眼镜放在餐厅里了。”D把手枪从口袋里拿出来，等待着。

“啊，不会的，穆克里先生，”老板娘说，“你会在你的房间里找到的。我们总是把客人落掉的东西收起来。”她用一只手挽着他的胳臂向楼上走去。穆克里先生拿着几枝不很干净的花，用报纸裹着。说起来也真怪，只因为发生了一次暴力事件，就可能改变整个世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本来想把他处置掉，没想到他现在倒有一种安全感了……因为他如今一心要复仇，别的什么也不去想了，连他担负的重大职责暂时也置诸脑后了……那天早晨还是他在欢迎穆克里先生，现在欢迎这个印度人的却变成他们了。

前厅的门关上了，他随着K先生走到街上。K先生夹着一把雨伞，步子很快，并没有回头看。D落在他身后大约二十步远，两人很快地向格雷律师学院路走去。D并不想遮掩自己的行迹，他料想K先生绝不敢叫警察。K过马路的时候他也跟着过马路，K停下来他也跟着停下来。最后，K一定是发现了身后的脚步声，他突然在人行道上一处公共汽车站停下来，就像一只野兽被猎人追急了反身相向一样。他转过身来看着D一步步向他走来，他拿着一支纸烟，纸烟在他手中索索地抖动着。他说：“对不起，借个火可以吗？”

“当然可以。”D擦着了一根火柴，递了过去，火柴的光照亮了他的两只近视眼，眼中充满了惊惧的神色。这双眼睛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逐渐变得释然了，他并没有认出D来。没想到刮掉胡须竟有这么大差别。真叫人吃惊。K先生用另外一只手把抖动的纸烟拿稳，说：“我看到您口袋里带着一份报纸。能借给我看看吗？”K先生是一个只要能借就绝不自己出钱买东西的人，他省了一根火柴，又省下一份报纸的钱。

“你拿去吧。”D说。K先生同D见过两次，这时他似乎听到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不禁又担心起来。他狠狠盯了D一眼，立刻又低头看起报来。他还没有看清对方是谁。一辆公共汽车开进站来。他说了声“谢谢你”，就上了汽车。D紧跟着他走到汽车的顶层上。两人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找座位。K先生在前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D坐在他后面一排。K先生猛地一抬头，看到D映在窗玻璃上的面孔。他顾不得看报了，开始沉思起来。他坐在那里，缩着肩，身上的一件破旧大衣像猫皮一样给人一种生了癫病的感觉。

公共汽车转入霍本。人们正排成长队走进韦斯顿音乐厅。从街道两旁的大橱窗里可以看到室内的办公家具。一家牛奶店，更多的家具。公共汽车这时正向西开。D也借助窗玻璃观察K先生的脸。这个人在哪儿住？他有胆量回家吗？汽车这时穿过了圣吉尔斯圆环，转入了牛津街。K先生向窗外望去，他看到在岗位上值班的警察，看到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外面跳舞的男男女女，脸上流露出依恋的神色。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想看得更清楚些。报纸铺在他的膝头上，打开的正是登载着枪手大闹使馆那一版。他开始读起这篇报道来；他似乎更相信报纸上的描述，而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又偷偷地瞟了D一眼，这次他的目光正好落到D脸上的疤痕上，不禁“噢”的一声叫出了声音。

“你是跟我说话吗？”D探着身子问。

“我？啊，没有。”K先生说。他干咳了几声——咳、咳、咳。他站起身来，身体随着汽车的晃动左摇右摆。

“你在这站下车吗？”

“我？是的，是的。”

“我也是，”D说，“你好像是生病了，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不用，不用。我很好。”

他向车门走去，D紧跟在他后面。

他们俩肩并肩地站在人行道上，等着交通信号灯放行。D说：“现在好多了，是不是？”他有一种幸灾乐祸、不顾一切的感觉，他甚至因为这种激动的心情而有些发抖。

“你说什么好多了？”K先生问。

“我是说天气。今天早上还是大雾。”

交通信号灯变换成绿色，他们两人并排走进了邦德街。D发现K先生不断地斜眼看着铺面的窗玻璃，想通过玻璃观察走在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贫困和读书已经把他的视力毁掉了。他不敢直接开口问。看来只要D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也就装糊涂不把他当作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