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说:“莫名其妙。”她接下去说的话差不多和雷尼特说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是一场误会。”
“误会,”她哥哥说,然后说出了一句带引号的俚语,“胡说八道!”他笑眯眯地对罗说,“我们这个协会,罗先生,包括秘书在内,都是为你效劳的。这真太有意思了。”他伸出手来,“我姓——我们姓希尔夫。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
姑娘默默无言地坐着。罗说:“你妹妹不同意。”
“噢,”小伙子说,“她会改变主意的,她到末了总是会同意的。她觉得我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不得不帮助我摆脱一个又一个困境。”他一刹那间变得严肃起来了,“她帮助我离开了奥地利。”可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长时间抑制住自己的热情。“那是另一码事。我们从贝莱太太开始,好吗?你对这些事有什么看法吗?我们的坚韧不拔的志愿者在隔壁那间屋子里,我把他们叫来帮忙追查。”他开门叫道,“亲爱的德莫迪女士,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名叫贝莱太太的志愿者的地址?”他向罗解释道,“难就难在她可能只是一个朋友的朋友,而不是一贯给我们帮忙的人。你去问问卡农·托普林。”他向德莫迪女士建议道。
随着小伙子的热情越来越高,整个事件也变得更加离奇了。罗开始以雷尼特先生的眼光来观察这一切:德莫迪女士、卡农·托普林……
他说:“也许,说到底你妹妹是对的。”
但小伙子并不轻易罢休。“她可能对,当然,她可能是对的。然而,要是她对的话,那就太乏味了。我倒宁可认为其中有个大阴谋,除非我们弄清并非如此……”
德莫迪女士在门口探了探头说:“卡农·托普林把地址给我了,是新月公园五号。”
“她如果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罗开口说道,这引起了希尔夫小姐的注目。她悄悄向他点点头,似乎是说——现在你算是想对了。
“噢,咱们现在去把那人‘揪出来’。”小伙子说。
“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希尔夫小姐说。
“肯定不会有一千种,安娜。”她哥哥嘲讽道。他问罗:“你记得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说服她吗?”他的热心比她的怀疑更叫人灰心丧气。整个事件成了个游戏,叫人无法认真对待。
“什么也没有了。”罗说。
小伙子站在窗口,向外望着。他说:“到这里来一下,罗先生。你看见下面那个小个子,那个戴旧棕帽的家伙了吗?他是紧跟着你到这儿来的,似乎一直待在那儿……来回走动。他在假装点香烟,可是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他已经买了两份晚报。你看,他从来不正面朝着这儿走。看样子你被跟踪了。”
“我认识他,”罗说,“他是个私人侦探,受雇照看我的。”
“啊!”小伙子说——甚至他的感叹也带有一点维多利亚式的味道——“你倒认真了。你现在知道我们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别对我们‘留一手’,好吗?”
“有件事我刚才没提。”罗犹豫了一下。
“是吗?”希尔夫赶紧走回来,又把手搭在妹妹的肩上,神情焦急地等待着。“这件事会连累到卡农·托普林吗?”
“我觉得蛋糕里藏着东西。”
“什么?”
“我不知道。他把拿到手的每一块蛋糕都弄碎了。”
“可能是习惯。”希尔夫小姐说。
“习惯!”她哥哥取笑她。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你仔细研究过的古老的英国特点之一。”
罗设法向希尔夫小姐解释:“这与我无关。我不想要他们的蛋糕,但是他们打算杀我,我敢肯定他们打算这么做。我知道,大白天讲这事,似乎是无稽之谈。不过,要是你亲眼看见那个讨厌的畸形男人一边冲牛奶、弄碎蛋糕,一边等待、观望的样子……”
“你真的相信,”希尔夫小姐说,“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
“别听她的,”希尔夫说,“为什么就一定不是卡农·托普林的朋友呢?再也没有罪犯统统出自某个阶层的说法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点。奥地利有很多那样的人,你会说他们不可能……嗯,不可能干出那些我们看见干的事。有教养的人,举止文雅的人,午宴时坐在你旁边的人。”
“奥索太克斯侦查处主任雷尼特先生今天告诉我,”罗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凶手。他说这种人极少,他们不是好人。”
“嘿,他们现在可不罕见了,”希尔夫说,“我就起码认识六个凶手。一个是内阁大臣,一个是心脏病专家,另一个是银行经理兼保险公司代理人……”
“别说了,”希尔夫小姐说,“请你别说了。”
“差别在于,”希尔夫说,“如今是付钱去杀人,凡是需要付钱去做的事情,都能叫人肃然起敬。有钱的堕胎郎中可以成为妇科医生,富裕的小偷可以成为银行经理。你的朋友已经落后于形势了。”他继续温和地解释着,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既不显出震惊,也不能使别人震惊。“你的那个旧式凶手可能是出于恐惧、仇恨甚至爱,才去杀人的,罗先生,极少是出于实际利益。这类动机中没有一个是……值得尊敬的。还有的人为了谋取某种地位而杀人——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一旦你得到这个地位,那就谁也没有权利来批评你所采取的手段了。要是这个人地位很高,那谁都想拜见你。你想想吧,你们的政治家中有多少人握过希特勒的手啊。可是当然,卡农·托普林是不会为了恐惧或爱情去杀人的。如果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他就会丢掉自己的肥缺。”他对罗笑笑,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天经地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