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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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清早进入米兰,他们把我们卸在货场。一辆救护车送我去美国医院。我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不知道车经过了哪些城区,不过,他们把担架卸下来后,我看到一个市场,有一家卖酒的店开着,有一个姑娘正在往外面扫垃圾。人们在街上浇水,我可以闻到清晨的气息。他们把担架放下,走进医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护工和他们一起出来。他留着灰白的胡子,戴着帽子,穿着短袖衬衫。担架抬不进电梯,他们商量着要不要把担架留在下面,抬着我乘电梯上楼,不然就抬着担架走楼梯。我听着他们在商量,最后,他们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架起来。“慢点,”我说,“轻一点。”
电梯很挤,我的腿只能弯曲着,疼得厉害。“让我的腿伸直。”我说。
“不行,中尉先生,没地方。”说这句话的人抱着我的上身,我也抱着他的脖子。他呼出来的气息喷到我的脸上,有很浓的大蒜和酒味。
“温柔点。“另一个人说。
“狗娘养的才不温柔!”
“温柔点。”抱着我腿的那个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见电梯的门关上,接着格栅窗也关上,然后护工按下四楼的按钮,护工看起来很着急。电梯缓缓上升。
“重吗?”我问那个喷着大蒜味气息的人。
“没什么。”他说。他的脸上在冒汗,他还哼了几声。电梯稳稳地上升,接着就停了下来。抱着脚的那个人打开门,走了出去。电梯门口就是大堂,两边有几扇门,门上都装着黄铜把手。抱着脚的那个人按下一个按钮,我们听到这些门的背后都响起了铃声。没有人来。这时,护工从楼梯走上来。
“人都去哪儿了?”两个担架兵都问。
“我不知道,”护工说,“他们在楼下睡觉。”
“找个人来。”
护工按了按铃,然后又敲了敲门,然后,他打开门走进去。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较大、戴着眼镜的女人跟着他一起来。她披着散发,穿着护士服。
“我不知道,”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想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还没有准备好,没听说有病人要来。”她把头发挽起来,用近视眼看着。
“给他们找一间房间,能让他们把我放下就行。”
“我不知道,”她说,“没想到有病人要来,我不知道哪个房间可以放你。”
“随便哪个房间都行。”我说。然后,我对那个意大利护工说:“你去找一间空房间吧。”
“房间都是空的,”护工说,“你是第一个病人。”他把帽子拿在手里,看着那个老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儿上,随便给我一间房间吧。”我的双腿还弯曲着,疼痛也持续着,我能感觉到疼痛从骨头里钻出来。护工走进一扇门,那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在后面跟着,不一会儿,两人又匆匆赶回来。“跟我来。”他说。他们抬着我走过很长的走廊,走进了一间有窗帘的房间。里面可以闻到新家具的气味,有一张床、一个大衣柜和一面镜子。他们把我放在**。
“我铺不了床单,”那个女人说,“床单都锁起来了。”
我没有理睬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护工说,“在扣着的口袋里。”护工拿出了钱。两个担架兵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一人五里拉,你自己也拿五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拿出来给护士。”
两个担架兵敬了一个礼,说了声谢谢。“再见,”我说,“多谢。”他们再敬了一个礼,就出去了。
“那些病历,”我对那个护士说,“记着我的情况,包括我的治疗情况。”
那个女人拿过病历,透过眼镜看了一眼。病历有三份,折叠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不认识意大利语。没有医生的命令,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她说完就哭起来,把病历放到她的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一边哭一边问。
“是的。请把病历放在床头的柜子上。”
房间里很昏暗,很凉爽。我躺在**,可以看到房间另一侧有一面大镜子,但看不到它反射了什么。护工站在床边,他的脸形很漂亮,表情很和蔼。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那个护士说,“你叫什么名字?”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睡一会儿觉。”
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房间里很凉爽,没有医院特有的气味。床垫结实舒适,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屏住呼吸,能感到疼痛逐渐减轻,我很高兴。过了一会儿,我想喝点水,拉了床头的一条绳子,拉响了铃声,但没有人来。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醒来后,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阳光透过百叶窗射进来。我看清了那个大衣橱,墙壁上光秃秃的,房间里还有两把椅子。我的双腿都还绑着肮脏的绷带,在**直直地挺着。我怕疼,动都不敢动。我渴了,伸手去拉绳子,拉响了铃声。我听到门开了,定睛一看,看到一个护士走进来。她样子很年轻,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就来到床前,“我们还没有医生,他去科莫湖了,没人料到会有病人来。你怎么了?”
“我的腿和脚受伤了,我的头也有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