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先帮你擦洗干净。医生不在,我不能给你换药。”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接待我的那个女人哭哭啼啼的,她是谁?”
护士笑了,说:“是沃克太太,她刚好值夜班,当时已经睡着了。她没想到会有人来。”
我们说着话,她就脱掉了我的衣服,除了绷带,脱得精光。然后,她轻轻地帮我擦了身体,感觉非常好。我的头上缠着绷带,她把绷带四周擦得很仔细。
“你是在哪里负伤的?”
“在普拉瓦再上游一点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
“在戈里齐亚的北面。”
显然,她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些地方。
“你是不是很痛?”
“没有,现在不怎么痛。”
她往我嘴里放了一个体温计。
“意大利人放在腋窝下面。”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拿出来,看了一眼,然后晃了晃。
“多少度?”
“你不用知道。”
“告诉我。”
“基本正常。”
“我没发烧过。我的一双腿也是铁的。”
“什么意思?”
“里面塞满了迫击炮的碎片,还有老螺丝和床架弹簧之类的东西。”
她摇摇头,笑了。
“要是腿里面有异物,就会发炎,会发烧。”
“好吧。”我说,“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她走出房间,回来的时候带着清晨的那个老护士。她们一起铺我的床,她们的铺床法让我大开眼界。
“这里谁管事?”
“范·坎彭小姐。”
“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两个。”
“有新护士要来吗?”
“马上就有人来。”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你这个病人怎么有那么多问题?”
“我不是病人,”我说,“我是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