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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论辨类四（第2页）

范增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

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人君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应杀义帝之兆。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应疑增之本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

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伊尹论

苏子瞻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此下一段承“办大事”二句发论，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

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此下一段承“立大节”二句发论，看他双起双承，却笔势变幻不觉。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承“无异”。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承“有敝”。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唐应德云：断。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立大节反面。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

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废，唐应德云：续。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办大事反面。两层反面，却分置两处，俱是文字变幻处。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荀卿论

苏子瞻

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言必称先王，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远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妇之所共知；而所行者，圣人有所不能尽也。呜呼，是亦足矣！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虽为圣人无难；而不能者，不失为寡过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贡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然三子者，每不为夫子之所悦。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若无以异于众人者，而夫子亟称之。且夫学圣人者，岂必其言之云尔哉？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足行其说者矣，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苟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不自知其祸之至于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论，未尝异也，而天下卒无有及者。苟天下果无有及者，则尚安以求异为哉！

韩非论

苏子瞻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始皇论

苏子瞻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养生之具，击搏挽裂，与禽兽争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谋夕，忧死之不给，是故巧诈不生而民无知。然圣人恶其无别，而忧其无以生也，是故作为器用。耒耜、弓矢、舟车、网罟之类，莫不备至，使民乐生便利，役御万物而适其情，而民始有以极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诈生，求得欲从而心志广，圣人又忧其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

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迂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曰：“礼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升降揖让之间，丁宁反复，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诈力而并诸侯，自以为智术之有余，而禹、汤、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废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于便利，而不耻于无礼。决坏圣人之藩墙，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来，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礼者为无用赘疣之物。何者？其意以为生之无事乎礼也。苟生之无事乎礼，则凡可以得生者，无所不为矣。呜呼，此秦之祸所以至今而未息欤！

昔者始有书契，以科斗为文，而其后始有规矩摹画之迹，盖今所谓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隶，其后日以变革，贵于速成，而从其易。又创为纸，以易简策，是以天下簿书符檄，繁多委压，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书、简策，则虽欲繁多，其势无由。由此观之，则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开诈伪之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