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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论辨类五（第2页）

唐论

苏子由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

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馀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之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

夫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

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正；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

原过

王介甫

天有过乎？有之，陵历斗蚀是也。地有过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举有过，卒不累覆且载者何？善复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间，则固不能无过，卒不害圣且贤者何？亦善复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惮改过”，扬雄贵迁善，皆是术也。

予之朋有过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则曰：“是向之从事云尔！今从事与向之从事弗类，非其性也，饰表以疑世也。”夫岂知言哉！

天播五行于万灵，人固备而有之。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复得，废而复举也。顾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财，见篡于盗，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财，向篡于盗矣”，可欤？不可也。财之在己，固不若性之为己有也。财失复得，曰“非其财”且不可，性失复得，曰“非其性”，可乎？

复仇解

王介甫

或问复仇。对曰：非治世之道也。

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则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听，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听，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听，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乱世，则天子、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书》说纣曰：“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盖仇之所以兴，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获也。方是时，有父兄之仇而辄杀之者，君子权其势，恕其情，而与之可也。故复仇之义，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传》以为父受诛，子复仇，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绝之义，废不可绝之恩也。

《周官》之说曰：“凡复仇者，书于士，杀者无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复仇者，以天下之乱，而士之不能听也。有士矣，不能听其杀人之罪以施行，而使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则何取于士而禄之也？古之于杀人，其听之可谓尽矣，犹惧其未也，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书于士，则杀之无罪，则所谓复仇者，果所谓可仇者乎？庸讵知其不独有可言者乎？就当听其罪矣，则不杀于士师，而使仇者杀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乱而有复仇之禁，则宁杀身以复仇乎？将无复仇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复仇而不复，非孝也；复仇而殄祀，亦非孝也。以仇未复之耻，居之终身焉，盖可也。仇之不复者天也，不忘复仇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亲，不亦可矣。

息争

刘才甫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语、文学，其鄙有樊迟，其狂有曾点。孔子之师，有老聃，有郯子，有苌弘、师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问子桑伯子，而孔子许其为简；及仲弓疑其太简，然后以雍言为然。是故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呜呼，此其所以为孔子欤！

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昔者曾子之一以贯之，自力行而入；子贡之一以贯之，自多学而得。以后世观之，子贡是则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尝区别于其间，其道故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恶于杨、墨者，为其无父无君也。斥老、佛者，亦曰弃君臣，绝父子，不为昆弟夫妇，以求其清净寂灭。如其不至于是，而吾独何为訾警之？

大盗至，胠箧探囊，则荷戈戟以随之；服吾之服，而诵吾之言，吾将畏敬亲爱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为门内之斗，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尝深究其言之是非，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此十足以论人也。人貌之不齐，稍有巨细长短之异，遂斥之以为非人，岂不过哉！北宫黝、孟施舍，其去圣人之勇盖远甚，而孟子以为似曾子、似子夏。然则诸子之迹虽不同，以为似子夏、似曾子可也。

居高以临下，不至于争，为其不足与我角也。至于才力之均敌，而惟恐其不能相胜，于是纷纭之辩以生。是故知道者，视天下之歧趋异说，皆未尝出于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馀。夫恢然有余，而于物无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无外也。恣肆纵**处，本于《庄子》，但不逮《庄子》之闳奇耳。